一

赵老师教我小学的体育课。他30来岁，个子中等，长乎脸，说话声音洪亮，很有朝气。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下班，见到谁，甭管老师还是学生，甚至街上的街坊们，总是乐呵呵的。他特别爱打篮球，记得我刚上五年级，他组织了个篮球队，小学生篮球队，那时候很少见，在我们学校，是创举。

在赵老师的影响下，我也特别爱打篮球。赵老师把我招进篮球队，同时，还有我同班同学山国亮。山国亮，个儿最高，块儿又足，打中锋。赵老师让他当篮球队的队长，这让球队里六年级的同学不大服气。

山国亮家住我们学校大门正对面，只有一间窄小的房子，开门就是床。山国亮有个姐姐，一家四口人，不知道怎么住。山国亮的父母是炸油饼的，一家人的生活，靠炸油饼赚来有限的钱，日子过得够紧巴巴的。

赵老师的篮球瘾，好像比我们学生还足。每个星期天的下午，赵老师都要和我们篮球队到学校练球。他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开心地从我们老街上飞驰而过，成了星期天老街一景。很多认识他的街坊，都说他简直就是个孩子王，都这么大岁数了，玩心还这么大。

赵老师和附近几所小学的体育老师很熟，他常邀请别的学校的篮球队到我们学校比赛，也带着我们到别的学校比赛。现在，想起来有些可笑，虽然都用白石灰画好球场边线和罚球线，还拿来小黑板做记分牌，像正规比赛那么一回事，但整场比赛下来，只进可怜几个球，比分从来没超过十分，照样打得我们呼号乱叫地满场飞，赵老师在一旁也是手臂挥舞，大呼小叫。小学的日子，因有了赵老师，有了篮球，过得快活，活蹦乱跳，无忧无虑，阳光灿烂。

小学毕业，我考入汇文中学，山国亮没有考中学，准备参加工作。尽管我知道他晚好几年才上小学，比我们大好几岁，也知道他家生活确实困难，但小学刚毕业就要去工作，也实在有些早。毕业后的一天晚上，在老街上，我看见赵老师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带着山国亮飞驰而去。山国亮已经又长高了一截，长胖了一圈，砣儿大，压得后车轱辘都瘪了下去。我不知道赵老师带着山国亮干嘛去，有同学说是带着山国亮找工作。

我读初二那年，苏联迪纳摩篮球队来华访问，在北京体育馆和中国队比赛，队中有身高2.18米、号称世界最高的中锋克鲁明，非常引人瞩目。尽管票价不便宜，又很难买，我还是排队买到一张，最便宜，最后一排。比赛一开始，为了看清楚，最后几排的观众都站了起来，我跟着也站了起来，但个子哪有那些大人高，就站在座位上看。没有想到，一眼看见了，前排椅子上也站着一个人，竟是两年没见的赵老师。

二

我读初二时，班主任是教体育的杨老师。体育老师当班主任，在我们学校里，是绝无仅有的先例。

一开学，他要求每个同学每天必须写日记，而且，要交到他的手里，他逐本审阅，写下批语，再发给大家。全班40多个学生，这个工作量够大的，可是，他乐此不疲。我对杨老师这个做法，是有意见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怎么可以像公园一样向别人开放呢？

当然，这样的想法，只是腹诽而已。从一开始，我买了两个日记本，一本是专门写给杨老师看的；一本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给杨老师看的那本日记，自然敷衍，匆匆交差了事。杨老师火眼金睛，一眼洞穿，批语上，少不了批评。

杨老师的批语，如他人一样，字体硕大，常跑出格外，但写得格外认真，也很真诚，有时会有批评，大多数是以鼓励和希望为主。尽管每一句批语说的意思都对，都是为了你好，但让你感动的是杨老师的这份认真执着，不是批语本身。

初二那年，《百花》墙报问世，在我们学校，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这是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们创办的，把几块墨绿色的乒乓球台挂在教学楼大厅的后墙上，上面贴满了一张张400字的稿纸。有报头，有栏目，有尾花，都是老师画的画，每篇文章的题目，用毛笔字题写。稿纸上，是用钢笔写的文章，有高年级学长写的，也有老师写的，还有学校高校长写的。

那时，我是班上的宣传委员，《百花》墙报上，没有我们初二学生的文章，对我有些刺激。第二天上学，我和几个同学商量，《百花》不带咱们玩，咱们自己也办个墙报怎么样？大家立刻赞成，跃跃欲试。

文章写好了，画也画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得给自己的墙报取个名字呀。大家议论纷纷，我说：老师办的叫《百花》，咱们的就叫《小百花》，怎么样？大家都同意。这时候，杨老师出场了，大大地表扬了我们一番。我说：咱们《小百花》的稿子贴在哪儿呀？杨老师笑了，让我们跟着他来到体育组。体育组在操场旁边，一个单独的大屋子，里面放着好多体育器材。走进一看，原来杨老师早就为我们找来一块黑板，整装待发等着我们呢。我们把黑板抬到教室，大家一起动手，把一张张稿纸贴在黑板上。别说，和《百花》一样，也有报头，有尾花，有栏目图，有毛笔字的题目……齐齐整整，五彩斑斓。我们把《小百花》搬到大厅，放在《百花》旁边，有点打擂台的意思呢！

每期《小百花》搬到大厅，放学之后，我都会悄悄地躲在一旁，看有多少人在看，听他们的议论，心里暗暗得意。有一次，我看见高校长也来了，他的眼睛高度近视，俯下身子，凑近前去，仔细在看，眼镜都快撞上黑板了。再一看，有一位老师远远站在大厅门口一侧，正望着高校长呢，就是我们的杨老师。

三

我读大学是1978年，那是中央戏剧学院全面恢复办学第一次招生，班上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长着青春痘的和一脸沧桑的，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老师看了，觉得怪怪的。

年龄大，不耽误上各种专业文化课，唯独一门课，让年龄大的头疼，便是体育课。偏偏教我们体育课的张老师，是个极其认真严格的老师。

我们的体育课很正规，球类、投掷、跳箱跳马、垫上运动、单双杠、中长跑……应有尽有。夏天，到什刹海游泳；冬天，到北海滑冰；从不让你闲着。而且，不是单纯玩玩的，每一项结束，都要进行测验，记录下分数，登记在你的学习成绩册上。

这些运动项目，对年轻人来说，不算什么，对上点儿年纪的人，老胳膊老腿的，不那么容易通过。我从小算是热爱体育运动，这些项目勉强能过关。班上有几位和我年纪差不多的“老龄”同学，体育课上常出笑话。最有意思的是，一次练习跳箱，一个同学双手按着跳箱一端，劲儿使大了，竟然一把把跳箱盖推走，自己整个身子掉进跳箱里面。另一次，练习投手榴弹，一位同学助跑之后，把手榴弹投出去，手榴弹不是向前，而是匪夷所思在他的身后飞落。上一次跳马让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一次可是吓得同学一片惊叫。

从小学开始就有体育课，但体育课上得如此惊心动魄，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张老师站在一旁，不动声色。大概也是从来没有见过，让他哭笑不得，不知该对我们这帮学生说什么才好。

戏剧学院里排座次的话，表演、导演、舞美和戏文分列前后，其中学习的科目众多，体育课大概排在末端。但是，张老师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体育课，他一直认为是整个学院的顶端，没有好身体，再大的本事也使不出来。在体育课上，他始终如一位将军威武地站在那里，赛过再有名的演员导演和剧作家。

4年之后我们大学毕业之际，体育课考试是1500米长跑。这是张老师对我们的宽容和体恤，甭管你跑多慢，只要坚持跑下来，就算成绩合格。那时候，我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陆星儿，正巧要生孩子，没办法参加考试。大家心想张老师会不会通融一下，但他毫不通融，坚持要陆星儿生完孩子回来补考。陆星儿只好生完孩子恢复身体之后，回到学校找张老师补考。陆星儿补考是一个学期之后的寒假，她独自一人，顶着寒风长跑的时候，张老师也是独自一人，站在学校的大门前，手里掐着计时的秒表，等着陆星儿沿街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他们一样顶着43年前北京冬天的寒风。

（作者系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