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满腔民族志气、铁骨铮铮的爱国文人。

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坚守民族大义，坚持不挂日本旗，不用日伪编的教材，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面对日伪有关组织多次高官厚禄的利诱收买，毫不动摇。教授沈兼士面对“维持会”的邀请，同样严词拒绝，并称：“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工作！”他不仅将书房取名为“抗志斋”，以表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坚决抗日的志气，还以明末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鼓舞号召大家，与英千里、张伯驹等人组织成立了“炎社”，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后来，“炎社”扩展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成为敌后战场一条重要的隐蔽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河南大学教授范文澜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主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风雨》周刊和《经世》半月刊战时特刊。在中共河南省委支持下，他发起成立了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组织青年学习救亡理论和游击战术，还编辑出版了《游击战术》一书。1938年6月开封沦陷后，他辞去了河南大学教授的职位，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后来，他冒着刺骨的寒风，历经艰险到达了延安。在毛泽东的影响和鼓励下，他完成了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及《中国近代史》等书，成为了一代史学大家。

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大家马裕藻，原来与周作人关系非常要好，可当周作人拜倒在日寇的门下后，马裕藻怒不可遏，毅然与他彻底决裂。周作人几次登门请他出山任教，均被他拒之门外。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日语非常流利，但在侵略者面前，他竟“以发夷声为耻”。

还有的爱国文人为了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遭到了侵略者的暗杀。

五四运动时期“创造社”的主将郁达夫，抗战时仍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将。1938年8月1日，他在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发表《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此后，他为宣传抗日救亡奔波在海内外发表了大量文章。他还在新加坡成立了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并担任团长，在他的带领下，工作团开办了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组织了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等，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就在抗战胜利的前夕，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曾担任上海《大美晚报》主编、副刊“夜光”编辑的朱惺公，不惧日伪的白色恐怖，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日伪当局的种种残暴统治，并连载《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和《汉奸史话》，使“夜光”成为抗战初期上海宣传抗日救国的阵地之一，“夜光”也被爱国同胞誉为黑夜中的一颗明星。朱惺公还将汪精卫当年行刺清政府摄政王载沣未遂于狱中所写的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改为“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极大地讥讽了汪精卫卖国投敌的汉奸行径。结果，朱惺公收到了汪伪76号特务夹着子弹的恐吓信，要他“小心脑袋”，声称如不改变抗日态度，即缺席判处死刑。可朱惺公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逆势而上，立即在副刊发表了题为《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的讨贼檄文予以反击，又自题挽联：“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1939年8月30日下午，朱惺公在步行去报馆的路上，被汪伪特务组织枪杀，年仅39岁。

抗战中的爱国文人不胜枚举，仅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就达4万多人。

（作者韩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鹤壁市作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