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上演了一场轰动学界的学术论战，对阵双方为梁启超与胡适。

论战缘起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该书跳出传统经学桎梏，以西方学术方法梳理古典哲学，成为当时新文化学术的代表性著作。应北大哲学社邀请，梁启超于3月4日至5日连续开展讲座，专门评析这部作品。

梁启超秉持公允的治学态度，首先对胡适及其著作予以高度肯定，称赞其具备敏锐的观察力、缜密的组织力与大胆的创造力，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拓了全新路径，尽显前辈学者的开阔胸襟。

褒扬过后，梁启超展开严谨的学术商榷。他直言该书存在明显偏颇，批评胡适过度依托西方知识论视角治学，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犀利指出以西学框架生硬套用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论据扎实、观点鲜明。

胡适发表演讲予以回应，阐释自己以实证精神重构传统学术、打破经学垄断的治学初衷。二人这一来一往，让北大师生眼界大开。

梁胡二人的学术交锋并非偶然，此前胡适曾批评梁启超《墨经校释》的方法论存在漏洞，此后1923年双方还围绕国学书目展开争论，学术交锋贯穿多年。相差18岁的二人虽非师徒，却有深厚的学术渊源，胡适早年深受梁启超思想启蒙，始终感念其治学恩惠。

这场辩论并非意气之争，而是近代学人求真治学、兼具锋芒与胸襟的真实写照。推动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

（作者张希系民盟天津市委会理论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河西区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