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80余年间，一条清晰的“人民红线”贯穿始终。这条“人民红线”体现了党的文艺思想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演进，系统梳理这一进程的学理逻辑与内在关联，对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艺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分别于2日和23日发表重要讲话，把文艺工作置于“一般革命工作”的全局中重新审视。他明确提出文艺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不是简单的功能定位，而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文艺作为观念形态的力量，具备转化为改造世界之物质力量的现实可能。

《讲话》最核心的理论贡献，在于把“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提到了首位。毛泽东指出，“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他将此提升到“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高度，明确“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就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性的价值原则，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指南。

在“如何为”的问题上，《讲话》深刻指出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既回答了文艺的来源问题，也指明了创作者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路径，实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在文艺批评标准上，确立“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个维度，明确“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的辩证把握，为党领导文艺工作搭建了务实管用的框架。《讲话》由此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一次中国化飞跃，使“为人民”从一个理论命题成为制度化的实践遵循，成为连接经典理论与新时代探索的关键。

“人民文艺”传承唯物史观的理论根基

《讲话》所开辟的这条“人民文艺”之路，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在中国革命的熔炉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接续。它既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第一个系统性的纲领性文献，也是经典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创造性回响。当我们回溯《讲话》中“为什么人”“如何为”等核心命题时，便会发现，其理论根基早已深植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规律与艺术本质的深刻洞察之中。将《讲话》置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谱系中审视，才能更完整地理解其人民性主张的逻辑必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人民性的规定，从来不是抽象的伦理倡导，而是深植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土壤。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一论断从本体论高度确立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剧中人”与“剧作者”的双重身份，从而规定了文艺的表现主体、服务对象与评判标准。文艺从书写帝王将相转向反映普通群众的生活与命运，本质上正是唯物史观在审美领域的逻辑必然。

由此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构建了一系列关于文艺人民性的具体判断。恩格斯高度评价狄更斯、乔治·桑等作家描写“下层等级”生活的作品，称之为“时代的旗帜”；在批评拉萨尔《济金根》时，马克思指出其未能表现农民和城市革命者的“积极性”，恩格斯则认为济金根的悲剧在于灭亡前未能“取得人民的支持”。这些批评共享一个深层尺度：脱离人民立场的文艺无法抵达历史的真实。恩格斯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著名论断，以及对巴尔扎克“现实主义伟大胜利”的激赏，其深层逻辑均指向一个核心判断——文艺的真理性来源于对人民生活中历史趋势的真实呈现，而非抽象观念的演绎。此外，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提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将其定位为“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从认识论到主体论，经典作家为人民文艺搭建的理论地基，从一开始便坚实稳固。

新时代“人民文艺”的原创性贡献

《讲话》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基石，共同规定了文艺的人民属性。人民性在历史演进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号角，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要，文艺的人民性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着不同的课题。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回答了文艺“如何繁荣”“为谁服务”“怎样发展”等根本性命题，传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应了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课题，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集中体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化发展。其理论创新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加以把握。

第一，人民性从“服务方向”到“本质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这一论断将人民从外在于文艺的接受者或服务对象，明确为内在于文艺本质的构成性要素。进而要求“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一系列论述完成了对文艺人民性的全方位本体论建构，实现了从“服务对象”到“本体论存在”的理论跃升。

第二，将“中国精神”确立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中国精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主旋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整合为文艺的价值体系，使文艺价值功能从“外部赋予”转向“内在生成”。文艺由此不仅是反映时代的镜子，更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从而获得引领精神的内在力量。

第三，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方法论突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他进一步要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这一论述将“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源泉”贯通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主体性。文艺创作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沃土，又深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形成了更具包容性与原创性的理论视野。

第四，现实主义创作论与批评论得到新的理论整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他倡导“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艺术形象。批评标准明确要求“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将唯物史观、价值立场、审美规律与哲学高度整合为有机整体，以此赋予文艺批评更为全面、辩证的理论品格。

第五，形成覆盖文艺活动全链条的系统性理论框架。从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基本关系，到创作导向、精品标准、评论方法的实践原则，再到党的领导、队伍建设的保障条件，相关重要论述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到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性主线一脉相承、层层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在多个维度实现了明显的创新性超越：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性从服务方向跃升为本质规定；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到强调文艺为时代和人民放歌，文艺功能从工具性走向了本体性价值的丰富；从文艺作为革命“武器”到文艺铸造“灵魂”，则是从外部功能定位到内在价值生成的范式转换。尤为重要的是，“两个结合”的理论视野使人民文艺获得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社会效益优先原则科学回应了文艺与市场的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的使命赋予文艺更加自觉的国际视野。这些超越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同一理论逻辑顺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必然发展与延伸。

（作者郭媛媛系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