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界头村采访雷统六（右一）委员

车辆在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乡间公路上蜿蜒盘旋，路两侧草木葱茏，稻田一片连着一片，间或出现的村庄仿佛镶嵌在田园之上。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你们知道毛泽东《七律·长征》里的‘五岭’是哪五岭吗？”蓝山县政协委员、永州市侨联副主席雷统六随即介绍，“五岭”是指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其中都庞岭、越城岭和萌渚岭就在永州。他伸手指向车窗外，“大家看，远处的青山就是萌渚岭，那边是都庞岭，这‘五岭’都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

萌渚岭北麓有个小村庄叫界头村。92年前，红军在那里短暂停留了三天两夜。时间虽短，却发布了一个重要文件。

“1934年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界头村晚清萧玉春进士第（现中央红军长征中央纵队蓝山指挥部旧址），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界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萧建村告诉记者，这是长征途中第一个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党在长征中开始把民族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彼时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即将进入桂北、黔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仅永州境内就聚居着瑶族、壮族等48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百姓大都对红军不太了解，有的甚至‘惧怕’，红军想顺利通过，硬来是不行的。”雷统六介绍。

紧急关头，这份《指示》清晰划定了红军民族工作的核心原则：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反对大汉族主义，强调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短短六百余字，焐热了少数民族百姓的心。

“我是瑶族人，从小就听爷爷讲，红军不拿一针一线，主动帮老百姓干活，还很尊重当地风俗，是真心为老百姓着想。”今年68岁的界头村退休老支书肖红勋说，《指示》发布后，红军宣传队上街讲政策、在墙上刷标语，乡亲们也慢慢放下戒备。

“当时的开明乡绅萧汉弼在目睹了红军纪律严明、救国救民的行动后，主动捐出30担稻谷支援红军。可红军有红军的规矩，坚持按市价支付粮款。”雷统六说，乡绅们的义举带动乡亲们踊跃拥军，为过境红军补充了急需的粮草。

心防一开，军民同心。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架浮桥、烧茶水、救护伤病员；不少瑶族青年深受感召，报名参军，跟着队伍踏上漫漫长征路。“那时村里好多户人家都把孩子送去当红军，他们是真心拥护。”肖红勋说。

《指示》发布仅十天，红军总政治部又接连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和《对苗瑶民的口号》，让党的民族政策在长征途中不断丰富完善。

一纸文件重千钧。在四川大凉山，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彝海结盟”成为民族团结的佳话；在川西涉藏地区，红军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宗教信仰与民俗传统，赢得了藏族群众的信任与支持。“长征催生和孕育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特别是《指示》为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成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在长征中的重要实践成果。”雷统六说。

作为政协委员，雷统六曾建议政协委员重走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血脉。建议很快被采纳，百余名政协委员从当年红军进入蓝山的雷家岭出发，一路走到界头村，循着先辈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重走长征路不是形式主义，而是让后辈记住红军的初心，记住那段军民鱼水情，从而更好赓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永州市政协副主席黄玉芳说。（本报记者 洪琳 李木元 刘洋 康亮 袁世鼎 赖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