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视角研究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文明是一个历史大视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它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演进，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最优样态。从文明特质看，新型政党制度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自身演化创新性发展生成的成果，又是借鉴汲取了其他文明优秀因子创造性转化而成的成果。

一、 以“整体”“使命”取代“部分”“利益”：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新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政党新使命

使命型政党与利益型政党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政党的使命追求是为“部分”还是“整体”利益服务。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石，个人主义是其核心价值取向。西方政党从萌芽开始就代表着不同财阀、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的利益，政党价值追求和根本立场立足于服务部分而不是整体利益，党派利益、阶层利益、集团利益、区域利益高于一切。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又最完备的表现。”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私有制建立在剥削基础上，人开始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沦为由于物与物之间的不平等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无产阶级政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不同于美西方“利益共同体”的政党，作为“价值共同体”的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起救亡图存的使命，救国、富国、强国，党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并最大化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兼顾整体利益和部分利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二、 执政—参政取代执政—在野：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新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政党执政新方式

新型政党制度属于合作协商型政党制度，这种制度突破了“一元治理”的执政—在野的局限，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创造了政党执政的新方式，即“多元共治”的执政—参政方式。首先，执政—参政方式产生的前提，是执政与参政的各政党具有相同的政治责任和共同的政治追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主动承担起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使命，这也是国家危亡之时所有政党的政治责任。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的一部分，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了奋斗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执政党与参政党同心同向，合力奋进。第二，执政—参政地位在宪法中得以确定。在我国，无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是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都已写入了宪法。“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依法参政，而不是轮流执政。”这种执政—参政关系，是“亲密合作”，是“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反对，这既避免了执政—在野党间恶性竞争、短视、朝令夕改的弊端，又可以有效地避免一党执政缺乏监督的不利。同时，由于执政与参政的法定地位带来的政党地位稳固，各政党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国家治理和建设上来，从而能够制定长远的国家战略，有利于整个国家社会稳定发展，这也是中国能够创造长期高速发展和长期稳定两个奇迹的重要原因。第三，执政—参政这一方式是在“非争”的“和”前提下的合作协商，而不是以“争”为前提的执政与在野间的竞争博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在多党合作基础上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垄断国家政权，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能够确保“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并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成为命运与共的“政治共同体”，执政—参政方式既有领导又充分合作、既高效集中又监督有力，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高效的治理效能。

三、 和谐共生取代零和博弈：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新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党际新关系

党际关系直接影响着政治发展甚至国家的稳定。按照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党制度还可以分为和谐共生型政党制度与零和博弈型政党制度。西方国家政党的最终目标都是取得执政权，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执政党、在野党相互倾轧，很多时候为反对而反对，导致极化政治，甚至政府停摆关门，其政党关系的出发点是“敌”，属于零和博弈型政党制度。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为了共同目标团结合作的友党，是执政和参政的政治共同体，政党关系的出发点是“友”，二者目标一致、步调同频，可谓和谐共生型政党制度。

和谐共生型政党制度的党际关系，以合作协商为基本精神，以民主团结为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团结合作的友党。和谐的政党关系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首先，“友”的前提是平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党际关系上是完全平等的，双方在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由、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各自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进行执政和参政。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各民主党派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履行参政职能，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也充分尊重、维护并照顾同盟者的利益，既能体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兼顾少数人的利益。其次，“友”的重点是同心同向。作为友党，必须保持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的一致性，才能团结合作、步调一致。在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都追求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都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既有中国共产党全面统筹的优势，又可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联系各方的作用，和谐共生的政党制度也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第三，“友”的方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在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党际间在处理具体问题中产生的分歧和矛盾，可以进行民主协商，充分保证不同政治主体表达意见，引领多元政治力量良性互动，求同存异，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正确解决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从而使党的决策更加民主科学。第四，“友”的保障是互相监督，互相监督是和谐的政党关系和政治生态的重要保障。在新型政党关系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参政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并互相监督，一方面，着眼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要对民主党派进行监督，从而形成良好的监督生态，确保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与水平，确保执政和参政的高效。

［作者潘越系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曾5次荣获中央统战部全国统战理论创新奖。此文为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北京统战理论研究基地）2026年招标课题前期成果，课题编号：BJSY2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