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合影，贵州省档案馆藏。

平刚像，贵州省档案馆藏。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刚日记》，贵州省博物馆藏。

▲现在的青岩古镇，实地拍摄。

平刚墓，实地拍摄。

清末秀才平刚是贵州省贵阳市青岩镇人，早年曾参与创办乐群学堂、科学会和读书会，传播新学。1904年因剪辫、题联讥刺慈禧而出走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干事兼贵州支部长。1911年贵州光复后任大汉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参与起草《大汉贵州军政府三个月期间之约章》。此后历任国会众议院秘书长、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贵州省参议会议长等职。抗战时期以敢言著称，有“平大炮”之称；1949年贵阳后得到中共地下组织保护，1950年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是贵州从辛亥革命走向新中国的重要历史见证者。

从剪辫惊黔到东京风雷

1878年，平刚出生在贵阳南郊的青岩镇。19岁那年，他考取秀才，原本可以沿着科举的旧路走下去，成为一个安稳的地方士绅，在黔中山水间度过一生，可是时代不肯让他安稳。

1898年，谭嗣同血溅菜市口，戊戌变法失败的消息传到贵州。对于平刚这样的读书人，谭嗣同之死不是报纸上的一行字，而是一记沉重的叩击：文章可以救国吗？读书人除了赶考、做官，还有没有另一条路？平刚开始读黄宗羲、读章太炎，“天下为主，君为客”，那些从旧典籍缝隙中透出新世界光亮的文字让他看到了希望。学校、报刊和读书会，成为他与同道者试探时代的最初场所。

1904年冬，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忙着祝寿，贵阳城里搭起“万寿台”，鼓乐喧天，仿佛一派升平。平刚此时在青岩的书屋里感到一种近乎窒息的荒诞。他剪去了头上的辫子，又写下一副对联，贴到庆寿场所附近：

东观日本西观意，卅年来人皆进化；

北惩俄罗南戒党，七旬后我亦维新。

对联表面说“维新”，内里却是讥刺：日本、意大利借改革而强盛，清政府却一面把维新挂在嘴边，一面把革命党当作敌人。一个秀才剪辫，又公开讥刺太后，在当时无异于在死水中投下一块巨石。官府震怒，革去他的秀才身份并施以惩罚。亲友设法掩护他离开了青岩，逃到上海，继而东渡日本。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平刚加入其中，任总会干事兼贵州支部长。他不再只是一个对清政府不满的读书人，而成了有组织的革命者。史料记载，孙中山曾勉励平刚，“贵州虽远，只要青年同志把火种带回西陲，革命便能燎原。”

平刚在东京处理会务，联络黔籍留学生，与张百麟、周素园等贵州革命者通信。此前，他与张忞、彭述文等创办乐群学堂、组织科学会和读书会；此后，这些新式教育和地方团体逐渐与同盟会联系起来。平刚所做的工作很少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却像把一根根细线接到一起：学校接上了报刊，青年接上了组织，贵州接上了正在形成的共和运动。

1910年，平刚遵照“各省同志，各回本省运动革命”的要求返回贵阳。他在乐群小学任教，以办学、交友为掩护联络同志，把同盟会关于共和、民权和国家统一的主张讲给本地青年听。那时的贵州交通闭塞，每一封书信都要穿过山路和关卡，也正因如此，每一次聚会、每一册新书都显得格外珍贵。海外的火种与本土的土壤，在平刚的往返中接上了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贵阳。11月4日凌晨，新军起义，军械局、电报局相继被控制，巡抚沈瑜庆交出政权。天亮时，大汉贵州军政府的旗帜在黔中升起。

枢密院里的共和初梦

贵州光复后，平刚与周素园担任大汉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7名枢密员围绕新政权的章程、军政、赋税、学校和治安反复商议。清帝退位之后，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军队怎样约束？地方怎样自治？临时政府如何避免成为另一种专断？

平刚参与起草了《大汉贵州军政府三个月期间之约章》。约章规定军政府成员任期，强调军民分治，试图把军政和民政的边界写进成文制度。它像一副尚未搭完的骨架，支撑着贵州最初的共和想象。

1912年2月2日，贵阳发生“二二事变”：宪政派联合刘显世等人，借云南唐继尧率滇军入黔之机夺取政权。自治学社成员黄泽霖等遇害，张百麟等革命党人遭到杀害。3月3日，贵州政权易手。枢密院里关于军民分治的讨论，转眼被枪声撕碎；刚刚升起的共和旗帜，在黔中只飘了短短数月。

平刚当时在南京参与临时国会工作，因不在贵阳而逃过一劫。周素园留在贵州，身边的朋友、同乡和旧日同志一个个消失。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一封从贵州辗转送往南京的信到了平刚手里。

信是周素园写的。它不是泛泛的哀叹，而是一份带着姓名、日期和经过的记录：谁在何时被捕，谁在何处遇害，谁的家属逃进山里。信中还附有《壬子上临时稽勋局论贵州革命始末书》和《稽勋表册底稿》，为死难者和有功者留下凭据。周素园在贵州冒险保存事实，平刚则在南京为这些事实寻找可以被承认的出口。

平刚收到材料后，与周素园联名写下《壬子上孙中山先生启》，又起草致唐继尧、胡锦棠的文书，控诉刘显世杀害革命党人、滥杀无辜。1913年，周素园到北京，在平刚任职的国会参议院担任秘书，两人继续为贵州辛亥功臣申报。部分人员经临时国会核准，获授“开国纪念章”。

后来周素园撰写《贵州民党痛史》，把这段历史保存下来。平刚与周素园的友谊，也在这一封信之后有了更深的重量：辛亥年间，他们是枢密院同事；政变之后，他们成了彼此的见证人和保护者。周素园在贵州守住事实，平刚在国会守住名分；一人在风雨中写，一人在风雨外奔走，两个方向的努力，使贵州辛亥革命的火种没有完全熄灭。

平刚后来任国会众议院秘书长，参加护国运动；1917年又随章太炎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参与护法。平刚一直在做一件事：把孙中山关于共和的追求带回贵州，也把贵州革命的牺牲带到国家政治的中心。

军阀阴影与遵义灯火

护法运动失败后，平刚辗转北返。1921年，他回到贵阳，迎面而来的不是理想中的共和，而是一个个更换名号的军阀政权。袁祖铭、唐继虞、周西成先后控制贵州，城头变换大王旗，百姓面对的是加征的田赋、拉夫的兵役和随时可能响起的枪声。

平刚曾短期任职，尝试裁兵、理财、兴学。可是，在军阀把持的政治中，改革往往还没有写进公文，就被军费和权力争夺吞没。学校停办，财政枯竭，百姓在兵祸和饥馑之间挣扎。平刚在日记中写道：“辛亥之役，本为去专制；今专制未除，又添藩镇，苍生何辜！”

他与昔日同窗王伯群谈起当年“驱除鞑虏”的誓言，对方亦是无言。平刚渐渐减少对实职的追逐，转而整理贵州辛亥革命史料。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平刚重新走到公共生活的前台。1939年、1942年和1946年，他先后担任贵州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和省参议会议长。征兵、征粮、贪腐和行政失当，成为他在会议上反复追问的事情。贵阳人称他“平大炮”，这个绰号里有几分戏谑，更多的是敬意。

周素园走的是另一条路。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毕节，他与红军接触，后来随军长征到延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并以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八路军高级参议等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平刚留在贵州，周素园走向延安；一个守着地方社会的根，一个把贵州的声音带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两人的联系没有中断。据贵州省政协刊载的史料记载，周素园回黔后曾得到平刚帮助，1943年由平刚推荐担任贵州省党史会编纂员；1944年周素园参加地方参政员竞选，平刚又以临时参议会议长的身份为他印发宣传材料、争取支持。

1935年，平刚在遵义遇到红军。他看到红军对待群众的纪律，看到战士向百姓问路时的克制，也看到他们保护文教设施的做法。后来，周素园把平刚引见给毛泽东。毛泽东谈到辛亥一代剪辫易服、追求共和的努力，认为共产党人正在推进他们未竟的事业。（关于这次相遇，现存材料主要来自平刚著《遵义见闻录》《客居遵义日记》）这段谈话在平刚心中留下了不小的震动，他清楚地写进了日记：“吾辈欲以共和救中国，今观红军所为，乃欲治本；前者空言，后者实行。”

“前者空言，后者实行。”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慨，而是一个老同盟会员在半生道路尽头作出的比较。

抬棺保城与新中国的门

1944年冬，日军沿黔桂线进入黔南，独山、荔波、三都、丹寨、都匀相继受到战火威胁。难民涌入贵阳，物价上涨，城里人心惶惶。当局一度讨论疏散和“焦土抗战”，准备在局势恶化时焚毁城市及重要设施。命令一下，全城就会大乱，几十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即将化为一片焦土。

在贵州省政府召开的疏散动员大会上，66岁的平刚站了出来。他主张把军队送到大山塘等险要处抵抗日军，而不是先把贵阳交给火焰。有关黔南事变的史料记载，他批评当局只知强迫民众疏散，却不肯把兵力用于前线。平刚拄着拐杖走到汤恩伯面前，厉声说道：“谁要烧贵阳城，我就不讲客气，先把谁坠南明河，我也做个跳水鬼，和他同归于尽。”在一个人人都担心承担责任的时刻，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把话说得异常直接：“官吏是公仆，人民是父母，不能因为战争就把百姓的家园当作可以牺牲的物资。”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一个66岁的老人，瘦骨嶙峋，却爆发出如此惊人的气势。汤恩伯被这位老革命家的气势所震慑，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最终放弃了烧城的计划。

平刚回到家，命人在堂屋正中横放了一口棺材。那口棺材后来成了贵阳人反复讲述的象征。它横在堂屋正中，进出都要绕行，像一块黑色的界碑：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平刚不是将军，手中也没有军队；他能够做的，是把自己的声望、生命和一座城市绑在一起，逼迫决策者重新面对民众的命运。

后来，黔南战局发生变化，日军未能深入贵阳，城市避免了大规模焚毁。保住贵阳是前线抵抗、地方决策和民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简单归功于某一个人的一跃或一口棺材；但平刚的抗争，使“保城”成为一场关于政府责任的公开质问。早年他剪辫反抗清廷，晚年以生命反对焚城，两个场景隔着40年，放在一起看，可以体会到一位革命者的坚持。

1949年贵阳夕，旧政权将尽，城中秩序未稳。许多人离开了，平刚留在了贵阳。周素园等人在中共方面的安排下向他说明形势，争取他参加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据贵州地方史料收录的平明宁作《我的叔祖父——平刚》记载，平刚曾参加由地下党领导的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参与保护城市和工厂。这是一个经历过清末、军阀、国民党统治和抗战的人，在长期比较之后作出的选择。

解放军全面接管前，贵阳经历了一段“真空期”。平刚在1950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青岩前政府军流散近千人持枪掳劫，城内一空。今日解放军去收拾。”3天后，他又记下：曾做地下工作的杜光珉担心有人加害于他，派人到住宅附近巡查，平刚写下“即深谢之”。

1950年9月15日，贵州省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照片中，平刚、周素园、张彭年3位穿长衫的老人，站在穿军装的代表之间。平刚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周素园任副主席。40年前，他们在枢密院里讨论共和；30多年前，他们在血雨腥风中保存死难者的姓名；此刻，他们又在新中国贵州的政府机关里并肩而立。

平刚后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论》，在土地改革中劝亲友按政策处理财产，拒绝替剥削者说情。地方史料还记载，他曾把准备的棺木变卖，将钱交给青岩农民协会，人民政府得知后重新为他置办棺木。同年国庆，他以传统文人的语言写下“建立共和”“作兹新民”。旧文章里的“共和”，到这里终于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词，而成为眼前正在建设的社会。

1951年12月，平刚在贵阳病逝，享年73岁。周素园为他写下挽联：“见义勇为，当年曾佐孙黄阵；博闻广识，遗憾未窥马列书。”上联写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剪辫反清、抬棺保城；下联既有老友的惋惜，也有一个旧时代知识分子站在新时代门前的复杂心情。

平刚留下的日记始于1914年8月13日，止于1951年11月21日，共114册，约百万字。它写军阀的横暴，写百姓的疾苦，写革命失败后的沉痛，也写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人在暗处守护他的温暖。1960年，其嗣子平必祥将日记捐献给贵州省博物馆，2023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平刚的一生，像一条穿过风雨的线：从青岩剪辫，到东京入盟；从枢密院立约，到南京接信；从遵义相遇，到抬棺保城；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暗中守护。他所见证的，正是贵州从辛亥革命走向新中国的漫长道路，这条路上一直都有着统一战线的坚持、合作和执着，在新时代里，前赴后继的民主党派人士还将继续在统一战线的阵营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邓文淼系民革贵州省委会专职副主委，贵州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兼）；秦竩系民革贵州省委会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委员，贵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