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至1982年间，我担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秘书即记录员20年，其间两次专访宋希濂。

1959年12月宋希濂获特赦，在北京郊区适应劳动生活一年，于1961年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进全国政协机关工作。1964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宋希濂与溥仪、杜聿明等一起，成为首批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特赦人员。自此，宋希濂也成为政协直属学习组成员之一，每周见面两三次，同我们这些政协工作人员很快相识相熟。

1966年五六月间，有传瞿秋白被打成“叛徒”的小道消息，直属学习组的成员们私下有议论，但因为宋希濂在场，没有人公开议论此事。一天学习会中间休息时，小组组长之一王芸生（曾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日友协副会长）悄悄对我说，瞿秋白的事是件大事，宋公（指宋希濂）是直接当事人，你是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有兴趣可以个别访问宋公，让他谈谈事情的经过和细节，一定会留下颇为重要的史料。我点头称是，随即征得宋希濂的同意，抽了两个星期日的上午，去东城前厂胡同5号他家中（他与杜聿明、唐生明、郑庭笈同住一个大院落）详谈，但只进行了两次。宋希濂一开始就对我说，这件大事他在10年战犯改造时，已给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写过多次材料。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瞿秋白的“叛徒”问题还没有马上改正过来，我又再次登门拜访宋希濂。由于大环境和小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同他谈的范围就更广更深了。我从1万多字的专写宋希濂与瞿秋白的长文，发展到16万字的宋希濂传记，1984年先在湖南《文艺生活》连载并获奖，同年《宋希濂今昔录》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31年后的201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该书被挑选出来，由我补写了新序，改书名为《殊途同归——陈赓大将与宋希濂的故事》，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其中写宋希濂与瞿秋白的一章一字未改，为辩证瞿秋白烈士历史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作者汪东林于1962年至2004年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秘书，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