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发表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华商报》虽以“商”为名，却肩负着政治使命；它虽身处港岛，却是连接延安与海外侨胞的“隐形桥梁”。《华商报》从其创办意涵、历史逸事、响应“五一口号”到光荣“北上”，全景书写着在漫漫长夜中点亮明灯的“灰色报纸”之红色传奇。

“灰红之间”的统战前哨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更是加紧了对《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的查禁与封锁。为打破舆论围剿，向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传递真实抗战声音，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

周恩来特别嘱咐，这份报纸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目的是争取中间派和工商界人士。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创刊，是对开四版一大张的晚报。为强化“商报”色彩，报头特意集取孙中山先生手书拼缀而成，并在创刊号头版正中位置刊载香港首富何东爵士的题词“唤醒侨胞”。报纸由邓文田任督印兼总经理，其弟邓文钊任副总经理。廖承志邀请范长江任社长，张友渔为总主笔，廖沫沙为编辑部主任，夏衍负责文艺版，邹韬奋执笔撰写民主运动方面的社论。

《华商报》虽刻意低调，但它的影响力很快穿透了港岛的高楼与码头。时任《华商报》编委和撰稿人之一的乔冠华（笔名“乔木”），以每周一篇的《国际一周》纵论天下大势，立论精辟、文采斐然。文章传至延安，毛泽东读后大加赞赏，曾对人说：“我读过他的一篇文章，足足抵过两个坦克师。”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在炮火声中，《华商报》坚持出版至12月12日，被迫停刊，人员紧急撤离。

抗战胜利后，应海外侨胞呼声，经广东省委饶彰风和连贯的努力，《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复刊，董事长为邓文田，总编为刘思慕，总经理为萨空了，主笔夏衍，社委包括连贯、饶彰风、夏衍、乔冠华等人。

掀起新政协运动

《华商报》在解放战争后期最重要的历史贡献，莫过于对“五一口号”的全程响应与舆论造势。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

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主持盟务的民盟常务委员沈钧儒。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

5月1日上午，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李济深寓所聚会，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5月1日，香港《华商报》以《纪念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重要宣告，从速召开民主党派团体会议商讨进行召集人民代表大会》为题，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五一口号”，成为当时香港乃至海外最早发布“五一口号”的报刊之一。

随后，《华商报》顺势而为，扮演了“民主运动旗手”的角色。

5月3日，李济深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聚会，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来信的内容，共同讨论了中共的“五一口号”。梅龚彬在同日发表题为《建立真人民政权，响应“五一”号召》的文章。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12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这份通电正是在《华商报》上独家首发。

5月7日至6月28日，台盟等先后发表通电或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为召开新政协而努力。

5月8日，《华商报》主办 “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20余名民主人士应邀参加。此后，民盟、民革、致公党、台盟、农工党等纷纷在《华商报》发表宣言。民促当即发布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当时，黄炎培正在上海。他获得消息以后，曾与张澜等商谈响应的事宜。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介绍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行动和立场。

5月23日，谭平山发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

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

6月4日，《华商报》报道香港各界125位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五一口号”。报社还特辟专栏，发起“新政协运动”大讨论，将政治协商的议题从精英书斋推向普通华侨与市民阶层。

1948年8月1日，《华商报》报道毛泽东复电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毛泽东在复电中肯定了民主人士赞同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并邀请大家共同商议新政协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会范围及讨论议题等事宜。这份复电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

《华商报》作为喉舌和纽带，在舆论场上的密集“助攻”，使香港各界对新政协的共识迅速形成。

北上传薪火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虽然香港港英当局尚未明确承认新中国，但《华商报》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杨奇提议：“我们报社应该立即挂新国旗！”报社派人按标准尺寸订制了一面五星红旗。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时，远隔千里的香港《华商报》报社天台上，全体人员齐集肃立，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这面红旗成为香港升起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15日，《华商报》发表《暂别了，亲爱的读者！》宣告停刊。10月20日，饶彰风、杨奇一行60余人，经过10多小时航行抵达广州。这支久经锤炼的新闻队伍全员转入中共华南分局，饶彰风任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兼南方日报社社长，杨奇任副社长。1949年10月23日，《南方日报》正式创刊。

香港《华商报》存世虽8年6个月，但其统战智慧、激扬文字的笔锋风骨，以及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敏锐担当，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新闻史和统战史不可或缺的厚重一页。

（作者赵宾系民建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