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其诞生时的思想高度，更在于其穿越时空、回应时代之问的恒久生命力。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被学界誉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秘密和诞生地”，在其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胚胎”和“萌芽”。《手稿》固然是马克思思想形成期的作品，诸多表述尚带有旧哲学的影子，体系也未必完备，但其中关于异化劳动、人的本质、私有财产等问题的深刻洞察，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经典的力量在于回应时代。这一次重读《手稿》，我聚焦一个主题：马克思对人类处境的深切关怀、他关于“异化”及其消除的深刻思考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因为它回应的是人类永恒的追问：人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发展究竟为了什么？我发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正是对这种追问的当代回答，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共鸣——如果说马克思在近两个世纪前以“异化”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被物所统治的困境，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则为我们指明了一条以人为中心、让经济回归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

因此可以说，人文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思想，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在新时代中国的实践中探索一条让经济回归服务人、让发展回归成就人的道路。这条路，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向往的“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虽然时代不同、条件不同、路径不同，但那份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人成为人”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异化：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统治

《手稿》的核心是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在其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而贯穿其中的主线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通过劳动创造的对象世界，反过来成为一种统治人、奴役人的异己力量。

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展开分析。第一个表现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写道：“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产品本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创造力的证明，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却成了与劳动者对立的力量。

第二个表现是劳动者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马克思进而指出，“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一种手段”。劳动成了“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事情。

第三个表现是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确证自身，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但当劳动沦为谋生的手段，“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

第四个表现是人与人相异化。当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的类本质都与人对立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对立。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的第四重规定是“人同人相异化”。每个人都成了他人的工具，社会成了相互利用的战场。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所以震撼人心，不仅在于其逻辑的严密，更在于其背后深沉的人文关怀。马克思不是冷冰冰地分析一个经济现象，而是在描述一种“人的悲剧”：人创造了财富，财富却统治了人；人发展了生产力，生产力却异化为奴役人的力量。马克思写道，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这是一种对人的处境的深切忧虑，是对“人如何成其为人”这一根本问题的追问。

消除异化：人的解放与全面复归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异化，更指明了消除异化的方向。在《手稿》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中，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

这段话有三个关键词值得深思。

第一，“积极的扬弃”。马克思强调，消除异化不是简单地抛弃私有财产、回到原始状态，而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人的复归。这意味着，消除异化不是否定发展，而是让发展服务于人；不是回到贫穷，而是让财富不再统治人。马克思所追求的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是一个全面的、辩证的解决，而不是简单的否定。

第二，“通过人并且为了人”。消除异化的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马克思不是把人当作实现某个抽象理念的工具，而是把人本身当作目的。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被当作生产要素、当作利润来源、当作消费对象——这恰恰是最需要被重申的根本立场。

第三，“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使用“人的本质”“类本质”“类生活”等概念，这些概念在当时受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但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以生产劳动为视角科学界定‘人的本质’，系统揭示人的存在方式”。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之后的思想发展中，逐步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论断将“人的本质”从抽象的、思辨的设定中解放出来，置于现实的、历史的、社会的关系之中加以理解。因此，当我们今天阅读《手稿》中关于“人的复归”的论述时，不应将其理解为某种抽象的人性回归，而应理解为人在新的社会关系——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关系中重新获得作为人的完整性和尊严。马克思所说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的人”。人的复归不是回到某种孤立的、原子化的状态，而是在新的社会关系中重新获得作为人的完整性和尊严。

读到这里，我深深感受到马克思笔端流淌的“人类大爱”。这种爱不是抽象的同情，而是建立在对社会结构深刻分析基础上的、指向彻底解放的实践关怀。马克思要的不是给穷人一点施舍，而是要彻底改变那个让人异化的制度；不是让人在异化中稍微好过一点，而是要让人重新成为人。

从异化批判到人文关怀：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延伸

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揭示的异化问题，并不是一个终结于19世纪的古老话题。事实上，异化——人创造的物质力量反过来统治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马克思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异化”的追问到当代学者对“消费异化”“技术异化”的反思，异化批判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具生命力的思想脉络之一。

问题的核心始终是：经济发展究竟为了什么？人应该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给出了方向性的回答——经济发展应该服务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让人成为经济过程的附庸。但如何在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社会条件下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每一代人在自己的实践中探索和回答。

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开始了这种探索。他一方面批判国民经济学“对人的漠不关心”，另一方面也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那种“从想像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马克思既反对资本对人的统治，也反对以平均主义的方式取消发展。他所追求的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人的复归——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发展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发展服从于什么目的、服务于谁。

这一思想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奠定了重要基础。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这一思想得到了更加系统和科学的展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不是简单地否定资本和发展，而是揭示了资本逻辑如何使发展本身变成奴役人的力量，从而指明了在扬弃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让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的方向。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异化批判的当代回响

如果说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及其消除理论是一种重要的问题诊断与人的解放价值探索，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马克思异化理论中关于“人的解放”这一核心诉求进行了批判性汲取——剔除了其早期思想中尚存的人本主义哲学思辨框架，将其科学内核转化为对现实经济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坚定捍卫，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思想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它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精神关联是什么？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从“物本”到“人本”的根本转向。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揭示的核心问题，是“物”对“人”的统治——资本统治劳动，产品统治生产者，物支配人。人文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正是主张将发展的关注从“资本中心”回归至“人本逻辑”。人文经济学不仅关注经济行为产生的“物”，更关注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它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

第二，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超越“经济人”的异化。

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的异化，很重要的一个维度是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被贬低为单纯的谋生手段。人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成了“经济动物”。西方经济学将人假设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这恰恰是对人的异化的一种理论固化。

人文经济学从根本上超越了这一范式。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人文经济学坚持经济与文化交融互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共促，强调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当经济发展不仅追求GDP的增长，还追求人民的精神富足；当经济活动不仅是物的生产与交换，还是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人就从“经济人”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完整的人。

第三，共同富裕——消除“人与人相异化”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异化的最终表现是人与人相异化——每个人都成了他人的工具，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消除异化，最终要消除这种人与人的对立，实现“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人文经济学将共同富裕确立为激发社会创造力的前提。主张通过优化分配结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不仅是一个分配问题，更是一个“人的关系”问题——当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与人之间就不再是相互利用、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而共同富裕正是让每一个“总体的人”都能占有自己全面发展所需的条件。这正是对马克思消除“人与人相异化”理想的当代回应。

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是书斋里的思辨，而是指向现实的解放；人文经济学也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指南。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文化搭台”到“文化赋能”，从“效率优先”到“以人为本”……我国经济社会正在进行的发展转型，正是这个伟大历史性实践的具体呈现。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人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