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心清（右）刘兰华夫妇与女儿余华心合影。

余心清在南京军统局看守所写下遗嘱。

余心清《在蒋牢中》初版本。

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

余心清一九四九年的证件照。

余心清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是著名爱国人士冯玉祥的亲家。40年前，在征集他的相关史料时，有两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一是在国家民委，传达室老师傅看到笔者介绍信中的“余心清”便说：“哦，他是咱们的典礼局局长！”马上联系相关司局的人接我上楼。

二是在大连，我向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同行提出，拟采访冯玉祥的儿子、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院长冯洪达少将，请代为联系。他们说巧了，冯洪达爱人余华心就在我们文史办紧隔壁的祖统办工作，于是请过来见了面。

聊起来，方知余华心是余心清之女。那一趟大连行我的采访本记了很多，后来又有电话和信函往来。

40年来我对这联姻的两家在近代史上的贡献做了持续研究，今回顾1949年余心清为新中国诞生而努力的几个高光时刻。

在港报连载《在蒋牢中》

1949年1月28日（农历除夕），余心清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

他入狱的时间是1947年9月24日，当时设在北平京兆东街24号院内的中共秘密电台被保密局特务用技术手段侦破，余心清手写的策划国民党高官起义致中共高层的密电底稿被查获，3天后余心清被捕。

涉案的地下党员丁行、朱建国、石淳、赵良璋（北平五烈士另外一位有孔繁蕤、谢士炎两说）等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史称“北平五烈士”，位列案件首位的犯人是“保定绥靖公署”中将高参余心清，他入狱后认为“别人都可以活，只有我是活不了的”。他在南京军统局看守所写下遗嘱：“中国在黑暗中，我死在黑暗里。黑夜不会太长，独夫就要完场。朋友们！不必为我悲伤，天亮以前，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

余心清的老家在巢县（今巢湖市）柘皋，距冯玉祥的老家夏阁不过十几里。余心清童少年生活在合肥城内、三河镇和南京。他的祖父曾是淮军的一员武将，到父辈因身无所长坐吃山空而沦为城市贫民。母亲不得不靠在屋后种菜和在学堂外缝缝补补维持生计并勉力供他读书。

余心清17岁辍学，在街头摆张桌子代人写书信和状纸贴补家用。一天，他偶然看到金陵神学院招生的广告，不收学费且管吃管穿。他便怀着忐忑的心情报名应试，居然榜上有名。

1919年余心清从金陵神学院毕业，取得牧师称号，开始到江西、河南一带布教。他在开封举办的全省大中学校夏令会上发表演讲，大获成功。有“基督将军”之称的河南督军冯玉祥接见了他，亲自为他斟茶，请他做随军牧师。从此余心清进入军界、教育界、政界。

此后，冯玉祥资助他前往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多地多部门担任要职。他实际上充当了冯玉祥部“秘书长”的角色，抗战胜利前后，他在重庆多次面见周恩来、叶剑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才是战后中国前途和命运所在。他一身二任，由共产党的统战对象成为善做统战工作的党外人士。

抗战胜利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主持了北平日军受降仪式，一度声名鹊起，但他曾是冯玉祥的部下，不免受到排挤，对不被重用而心怀不满。周恩来和徐冰指示他到孙连仲处“卧底”。孙连仲给余心清安排了一个战区设计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的虚衔，余心清在这个位置上网罗学者名流，在给孙连仲“贴金”的同时，也试探性地做了一些策反工作。

其间，余心清还秘密会见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叶剑英，并具体和徐冰建立了联系。不幸的是，余心清并不清楚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情报系统是两条线，他在举行招待会时，过早地宣布了孙连仲正以“第三势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的信息，并亲笔拟就电文“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让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发往陕北。

此举导致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被破坏，余心清被捕。

经中共地下党的全力营救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斡旋，余心清终于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后获释。地下党女党员蒋岱燕以学生名义接余心清出狱，并护送他去上海。他换上久违的黑色神父袍，戴着银白色十字架项链，而狱中所留的长须尚未剃去，俨然神职人员模样。

抵达香港后，余心清在好友谭惕吾（后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等帮助下，在荔枝角九华径暂住。他顾不上休养，奋笔疾书“十七个月监狱生活的一笔总记录”，交香港《华商报》以《在蒋牢中》为总题，自3月17日至5月28日分48期连载，终篇是《我终于微笑了》。6月华商报社出版了《在蒋牢中》最初的单行本。香港新中国画报社再版时，余心清在序言中说：“我把这本书，虔敬地献给书中的五位烈士”。有读者认为该书是射向蒋政权的一枚“纸弹”。

1981年，该书又作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丛书”出版。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过程中，《在蒋牢中》被列入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之一，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参与筹备新政协 修复勤政殿和怀仁堂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香港地下党组织安排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分批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余心清和狱友、未暴露地下党员身份的梁蔼然以及黄炎培、盛丕华、卞之琳、戴望舒等于1949年3月14日秘密离港，经海路到天津。

余心清抵达北平后入住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在该饭店下榻的还有黄炎培、柳亚子、孙起孟、胡子婴、谢雪红等。余心清往访柳亚子，翌日柳回访并赠诗：

赦书忽下君何幸，异地初逢我未迟。

风谊应归游侠传，姓名早列党人碑。

颇怜西北骁腾尽，伫待东南运会移。

哀乐中年豪气减，倘容更杀第三围。

柳亚子早知道余心清是中共的重要统战对象，也是中共高层暗中直接指挥的统战工作者，所以诗赞“姓名早列党人碑”。

4月25日，在毛泽东亲自安排下，柳亚子夫妇和余心清等入住颐和园益寿堂。5月1日下午，毛泽东来到颐和园，先到益寿堂西厢房面晤余心清，再至后轩看望柳亚子夫妇，并约定稍后以家宴款待。

5月5日上午，毛泽东如约派人迎接柳亚子夫妇和余心清、范志超。他们到香山后先去碧云寺恭谒孙中山衣冠冢，然后前往毛泽东居住的双清别墅。那天的家宴气氛融洽，宾主“谈诗论政，言笑极欢”，柳亚子谓“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宴后，毛泽东与众人合影留念。

新政协会议前夕，毛泽东视察中南海勤政殿，正指挥布置会场的余心清报告说勤政殿和颐年堂是按照“少花钱多办事”原则进行修缮的，毛泽东赞许道：“开好会少花钱，这也是支援前线啊。”毛泽东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行政系的他很是欣赏，说：“我看你对这一套工作很熟悉，将来你就做这一套工作吧。建国以后，这一套工作也很重要呀。”余心清当即表示听从安排。

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名单，余心清作为常委会副秘书长，承担了大量具体的会务工作。9月17日，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布筹备工作已经胜利完成，正式大会即将召开，并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商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中，余心清是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

在此前后，余心清负责指挥在中南海清理淤泥垒石护坡，又综合整治环境，改善夜间照明条件。因为会议的秘书长李维汉7月某晚散会后一脚踩进下水井，腿部骨折住院，不能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秘书长一职遂由林伯渠代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将达600多人规模，还有必要的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早先用于开会的勤政殿已不够用。余心清又指挥修缮怀仁堂。怀仁堂，建于1887年，原名仪鸾殿，也是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南面是大门，东、西、北三面各有五间房，围成一个院子。虽然建筑面积更小，但余心清请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巧妙设计，仅用18天为这座四合院加了个顶盖，扩建了厢房，与原有建筑浑然一体。会场设692个座位，实际可以容纳近千人。

由于赶工期经常加班，余心清就自掏腰包买一些北京小吃如烧饼、果子之类，分给工作人员加餐。

担任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司仪

9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政协会议纪念刊显示，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代表共634人和300多名来宾出席。

参会的梁思成说，虽然辛劳备至但精神方面却极为愉快，因为“我有了这个尽自己所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他还和女儿梁再冰谈道：“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再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

余心清精通会务工作，他不仅是代表，还参与现场组织。他指挥工作人员精心编排了座位表。为了保持会场安静，他甚至要求在每张活动椅子的下面都钉上“橡皮垫”，避免移动时发出噪音。27日大会决定，定都北平，改名北京。9月30日是大会最后一天，根据议程，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

下午4时10分，大会副秘书长兼司仪余心清宣布开始投票。计票环节，第六项议程是通过“设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前往奠基”，毛泽东亲拟的碑文亦获得通过。

出席会议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代表刘白羽是监票人之一，他把目光投向余心清：

由于聚光灯强烈的照射，由于这是最关键的一天，担任大会司仪的余心清，一次一次走上台、走下台，不断通过麦克风调度会场一切活动，他严谨、认真、聚精会神，保证了会场上纹丝不乱，秩序井然，可是他太累了，最后他宣布：“请各位代表即刻出发去参加纪念碑典礼！”等他转身向台下走时，我看到他后背衣服已经给汗水湿得黑成一片。

这一天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日（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以每年的9月30日为中国烈士纪念日）。

为奠基碑奠基的代表们回到怀仁堂后，7时30分大会执行主席刘少奇按铃复会，第七项议程是公布选举结果。余心清当选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起身宣布散会时，主席台上展现出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

制定外事礼仪制度 开创外事礼仪工作

开国大典第二天，苏联宣布与中国建交，随后传来消息：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将于10月中旬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首场外事礼仪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指令政务院礼宾司司长余心清具体安排有关事宜。

为保证罗申呈递国书仪式的顺利进行，余心清会同外交部相关部门拟定《苏联驻华大使递交国书的仪式程序安排》文件，敲定每一个细节，连国书呈递仪式时参礼人员位置、典礼结束后集体合影站位都详细绘图。余心清还提出，在毛泽东接见罗申大使的勤政殿门外设立仪仗队迎送，以烘托隆重和友好的气氛，周总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由首都纠察总队执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支外事仪仗队。递交国书的前一天，余心清又指挥工作人员连夜在勤政殿外布置了迎宾大花坛。

10月16日下午5时，呈递国书仪式开始，身着藏青色崭新外交礼服的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步入勤政殿正厅礼堂，向毛泽东行鞠躬礼，毛泽东答礼并亲手接过罗申呈递的国书转递给周总理，周总理再转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特写《记罗申大使呈递国书》，记者写道：“金碧辉煌的会场上的各种灯光，照映着洋溢无限喜悦的毛主席的面孔。我看到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欢笑。”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余心清等4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随后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典礼局，又任命余心清为局长。余心清和合肥老乡、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龚普生等同志一起，参照各国礼仪典制，制定了最初的一套外事礼仪制度，要求礼宾工作慎之又慎、细而又细。

当时有人认为这套外事礼仪制度细致得太过分，没有必要，但周恩来却表扬了他。周恩来说：“余心清是党外人士，对我们的外事礼宾工作这么认真，这么细致周到，我们应该学习他这种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外事无小事，大家一定要谦虚谨慎，不得有任何失误和差错。”周恩来还动情地说：“现在各部门都在叫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工作也干得蛮好嘛！”

冯玉祥生前曾为营救余心清出狱，和余心清夫人刘兰华分别在美国奔走呼号。开国大典后余心清首提为冯玉祥修墓并草拟了方案。

余心清生性率真，敢于坚持己见。据说有一次毛泽东接见外宾前穿的是黄皮鞋，余心清按正式场合礼仪惯例要求换黑皮鞋。毛泽东起初不愿换，但也拗不过这位礼宾官，只得依他。

余心清后来历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国家民委副主任。

（作者戴健系中国史学会会员、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