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新中国“国印”，国家一级文物。

▲ 1998年6月20日《人民政协报》发表《新中国大印探秘》一文的题图。

▲ 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二部（作者藏书）。

▲ 张樾丞先生像

新中国的“开国大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属于极为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目前陈列在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的显著位置，每天都吸引着无数参观者的瞻仰。它不仅是新中国开国的庄严象征，更承载着深刻的政治与法律意义，是无可替代的革命文物。

“开国大印”的制作者是“铁笔圣手”张樾丞先生，还是著名篆刻家顿立夫先生？1998年6月20日本报发表的《新中国第一大印探秘》一文，说清了这一情况。我们邀请文章的作者，介绍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

“开国大印”的制作者有两种说法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读到童小鹏先生撰写的《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童小鹏先生在书中记载，新中国的“开国大印”，是由顿立夫先生制作完成的。

童小鹏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5岁时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40年。历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筹建的具体工作。

读过《风雨四十年》后不久，认识了在北京文物局工作的一位青年篆刻家张国维先生，他当时是全国青联委员，他的祖父是民国治印名家张樾丞先生，其父张幼丞也是一位篆刻家。闲聊中，张国维告诉我说，新中国的“开国大印”就是出自他祖父之手。

回到家中，我立即找来童小鹏的《风雨四十年》。《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第39页中写道：

中央政府成立时，倒有了一颗国印。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陈叔通。陈叔通给周恩来送来一枚镌刻得严肃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原来，早在政协筹备期间，周恩来就委托陈叔通请治印名家制作一枚国印。陈叔通返回上海后，即向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厂说明了意图，王将治国印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得意门徒、从一个苦力车夫成为治印名家的顿力（立）夫去完成。周恩来握着这枚镌刻技艺十分精湛的国印，意味深长地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千千万万个苦力拓凿而成的吗！”

新中国的“开国大印”是一件极为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物，而关于它的制作者究竟是谁？如今出现了两种声音。出于记者的本能反应，我当即决定，要就这一问题展开采访。

张幼丞回忆父亲制作“开国大印”

张樾丞先生名福荫，河北新河县小寨村人。他小时候在村里读过几年私塾，14岁步行百里来到北京琉璃厂刻字铺学艺，18岁出师。

当时北京琉璃厂藻玉堂主人王雨是梁启超的朋友，请张樾丞为梁先生刻铜印“龙飞虎卧”四字，结果名声大振。孙殿起《琉璃厂小志》赞其“真铁画银钩也！”张樾丞此后成为民国间北京琉璃厂的篆刻名家，与鲁迅、陈师曾、金北城、袁克文等均有交游。他的铜活手艺精湛，尤其是刻治的铜印、铜墨盒，冠绝京城，至今都是藏珍品。绝大多数的篆刻家，能刻石，但不一定会刻铜。

深思之后，我致电张国维先生，想采访他。他表示，自己生来已晚，这些掌故也都是从长辈们那里听来的，建议我亲自去采访他的父亲张幼丞先生。

1998年5月下旬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张家老宅，我采访了张樾丞次子张幼丞先生，此时已72岁。张幼丞回忆他父亲制作“开国大印”的情况，我都写进了后来发表的《新中国第一大印探秘》里，时隔28年之后，再摘录如下：

大约是1949年的6月间，一天，父亲（张樾丞）坐在堂屋里刻字，忽然门外来了辆黑色小汽车。来者是位身穿白衬衫下穿黄军裤的中年人，似乎与父亲相熟，俩人聊了一会儿，然后父亲就随着客人走了。

当晚，父亲回来后什么也没说，就忙着翻资料，找印谱。过了几天，我才看见父亲画的印样，有四张大方官印，有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都是一样的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因为我们家在民国时期就经常做官印，所以对此也没有特别注意。我只是听父亲讲过，来接他的那位客人叫齐燕铭。现在我知道了，齐燕铭是一届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成立，齐燕铭被推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张幼丞又说：

又过了十天半个月，家里的电话响了。父亲听了电话，穿着件长衫，夹着印样就走了。他还是去的上次去的地方，现在叫老北京饭店。这次他没有把印样带回来，猜想叫人留下了，送进海（中南海）里去了。

大概又过了一个礼拜，齐燕铭又来了我家。父亲显得很激动，不住地点头。重复说好极了好极了。待齐燕铭走后，父亲讲：“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真念着老百姓的。”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国玺上的宋体字是毛主席定的。现在咱们用的官印都是宋体字，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待一切工序完成后，父亲给齐燕铭打了个电话，于是中央来人把印取走了。取印的时间大约是八月份。

据张幼丞的回忆，他父亲在为新中国制作“国印”时，由于国民党残余的军、警、特等反动势力尚未完全肃清，所以这项工作是绝密的。父亲张樾丞本来就是少言寡语之人，从未对外人说及此事，而我们家人更是不敢说出去。

他还说了一个背景情况：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古堂就拥有自己的铜艺工场，能够自家批量制作铜坯，具有独立制作、生产的条件。张樾丞不仅刻铜印出名，而且制作的铜墨盒手艺高超，京城销量第一。当时铜墨盒在市场上十分畅销，据说同古堂制作的铜墨盒销量占据了北京琉璃厂销量的半壁江山。

考证历史事实有个基本要求：孤证不能成定论。我想到了史树青先生。

史树青先生的回忆

这枚“开国大印”当时就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史树青先生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德高望重。

采访史树青先生的地点，是史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的办公室，记得史先生的夫人夏玫云老师也在场，为我们沏茶倒水，很热情。

史树青先生与张国维先生非常熟悉，原因不仅是他俩同在文物系统工作，而且，史先生早年读书时，就与张樾丞长子、张国维的大伯父张少丞同学。

史先生开宗明义就说：所谓“开国大印”铜印的制作者，“肯定”是张樾丞先生。史树青先生说：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名单。当晚，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实际上，作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的陈叔老，工作是十分繁忙的，因此在策划、研制国印的过程中，时任常委会副秘书长的齐燕铭，为新中国开国之玺的诞生，付出了更多的精力。”

史树青先生还说：“为了刻制这枚国玺，齐燕铭曾邀请京城治印名家张樾丞、顿立夫、唐醉石和魏长青共同研究探讨过。”——史先生当时并未告诉这个资料的来源，不过，他明确说：

张樾丞老先生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原因之一是，张樾丞治铜印的名声第一，声震河北（京城），而其他三位都不精于此道，甚至就根本不会铸铜印。

采访了张幼丞、史树青两位老先生之后，我又专门跑去了全国政协的资料室，查阅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以及之前的相关资料，理清了新中国诞生前后的基本时间脉络，并结合自己的采访手记资料，这才完成《新中国第一大印探秘》的文章。

另外两份原始档案

1998年6月20日，我撰写的《新中国第一大印探秘》这篇文章，在《人民政协报·周末版》头版整版刊发了，立即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关注，文章内容也被媒体广泛转载，收录于1999年《北京文史资料》第18期。而且，出乎我本人意料的是，这篇文章还获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铜奖）。

这篇文章发表25年之后的2023年，中央电视台专门拍摄过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印》的大型纪录片，有关人员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都是我当年未曾接触到的重要文献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份原始档案：

其一，1949年8月9日，中央曾在北京饭店113房举行了专门会议，讨论了新中国国印的字体、材质、内文等问题。参加会议者，第一位就是张樾丞，其次是张少丞（张樾丞长子）、邢赞亭、魏建功（北大教授）、常惠、邓哲熙、梁蔼然、黄澍铭以及《光明日报》总经理林仲易。会议主席是余心清，记录李金声。

其二，1949年10月27日，一份关于请求同意制作国印并包括首批45枚各部、委、会、行印信的请示件。文末，齐燕铭写道：“今早如能批准设计，月底可以完成刊铸工作。晨一时。”周恩来在请示件上作了详细的批改，并批示：“拟同意，请主席批示。”当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这两份重要原始档案揭示了：新中国第一大印的制作过程极其严肃，前后经过了四个月的时间。它正式使用的时间是在1949年10月31日。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在新中国国印诞生的过程中，张樾丞先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撰写这篇回忆文章，我又致电张国维先生，两人一起回忆了往事。如今张国维先生已退休，仍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

张国维笑谈，关于“开国大印”的故事还未结束：2022年网上有人诈称，某家铜铺也参与了1949年“开国大印”的铜坯制造，而且，还有北京的媒体进行了报道。后来经这家媒体查实，该铜铺说其参与了“开国大印”铜坯的制造，并无任何历史证据证实。相关媒体也及时在网站上删除了不实报道，澄清了事实。

《新中国第一大印探秘》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28年，文章中的主要当事人都已作古。当年才30多岁的自己，亦从记者岗位上退休有年了。

（作者孙炜曾为本报记者。收藏史作家，出版有《拍卖场》《唐伯虎传》《董其昌传》《黄琪翔将军传》《风流石癖》《民国书画断代史》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