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北京天安门》

一直以来，儿童传统文化启蒙读物的写作都面临一个核心命题：在“知识传递”与“审美体验”之间，如何找到最恰当的平衡？当笔者翻开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朱墨撰文、郁蓉绘图的儿童读本《我爱北京天安门》时，发现二者可以通过一种精巧的叙事策略，将天安门600年的宏大史诗，编织进儿童能够进入的微观世界。若以文学批评的视角审视，这本书不啻完成了一次从“国家叙事”到“儿童本位”的巧妙转换。尤其是其文本内部的空间建构与情感设置，值得仔细辨析。

“降”宏大史诗“入”家族寻根

给孩子讲600年的历史，很容易滑入知识罗列的窠臼。本书找到的突破口是：让历史主动走向孩子。

小女孩蒯小月画出天安门，意外发现先祖蒯祥正是天安门的设计师。这一叙事设置实现了文学的双重策略：其一，将“国家历史”转化为“家族记忆”，天安门的600年不再是一个外在于儿童的知识客体，而是变成了“我家的故事”，历史的距离感被血缘的亲近感悄然消解；其二，完成了儿童主体地位的提升——小读者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通过小月的眼睛，以后裔的身份与历史建立认同。以寻根式的微观叙事，该书将遥远的年份与朝代，转化为可触摸的家族故事，从而在文学逻辑上具备了强大的说服力。这种历史的“降维”与主体的“升维”，本质上是将宏大的历史空间折叠进个体的生命空间，使历史知识获得了情感的温度与叙事的鲜活。

以祖孙对话看见历史“在场”

如何让孩子“看见”那些重要的历史瞬间？书中避开了生硬的罗列，转而以“祖孙对话”作为叙事设置，搭建了一个可以看见的历史现场。在此，对话不仅是情节推进的工具，更是一种记忆传递的媒介。通过具有权威感与亲近感的祖辈讲述，历史事件的传递不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代际之间的情感交流。故事带着读者在祖孙对话中穿越时空，过去与现在被置于同一情感维度而“在场”。这种在场感的建构，是儿童历史启蒙读物较为稀缺的文学品质，使得小读者不再仅是知道历史，而是“亲身经历”历史。从叙事效果来看，悬念与趣味的并置，让儿童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有关天安门历史认知的播种。

有人、有事、有情的家国同构

这是本书最具文学厚度的一层。它回答了如何让宏大的政治符号转化为儿童能够理解的审美对象。

通过复合的文本构成，天安门不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是成为家族荣誉的载体、亲情纽带的结合体，并在幼小心灵中镌刻下“有人、有事、有情”的天安门形象：有好奇的小女孩，有智慧的祖先，有温馨的祖孙互动，有深深的血脉相连。当“爱天安门”具象化为“爱自己的祖先、爱自己的家人”，家国情怀便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能从孩童自身生命经验中自然生长的情感与认知。这正是一种家国同构的文学表达，宏大伦理与微观亲情在此形成有效的缝合：不是生硬拼接，而是以情感逻辑自然完成从家到国的生命感延伸。

《我爱北京天安门》是一本熟谙儿童心理与文学叙事规律的佳作。在这本书中，作者以诚挚的热爱、用文学的温度融化历史的坚硬，在让宏大叙事实现温暖而亲切的“家史”转译中，将传统文化的家珍向孩子们娓娓道来。由此，在孩子心中种下的，不仅是一座有血有肉的精神坐标，更是一份关于文化传承的感动。这本书也为儿童传统文化启蒙读物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真正有效的价值传递，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而是借助精巧的叙事策略，让价值从故事内部自然生长出来。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