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贤荣在石门坎遗址旁向记者讲述爷爷孙名山的战斗事迹。

“孙营长！”

小时候，孙贤荣常跟着爷爷孙名山走在兴隆街的老街上，总有人这样喊一声。爷爷不怎么说话，点点头，继续往前走。“小时候不知道‘孙营长’是什么意思，只知道爷爷脚上有坑坑洼洼的伤疤，一变天就流脓。洗脚时我趴在旁边数，但怎么也数不清。”孙贤荣回忆起儿时的经历。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者在四川省泸定县兴隆镇石门坎遗址旁见到孙贤荣时，他正蹲在荒芜的小路边。指着下方被杂草遮蔽的山谷，孙贤荣说：“当年石门坎战斗就在下面打，我爷爷孙名山在主攻营”。远处，大渡河的水声隐隐传来。

孙名山原名孙家钰，江西瑞金大柏地村人，17岁参加革命，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是强渡乌江的勇士之一，曾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营长李凤生牺牲后，他代理营长，直到石门坎一战。

1935年5月29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渡过大渡河的右路军（红1军团1师及干部团）抵达石门坎，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成功摧毁了国民党军在大渡河右岸的最后一道防线，为左岸红军飞夺泸定桥提供了有力支援。毛主席在《七律·长征》中写下“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寥寥十数字，道尽了红军长征途中跨越天险、浴血奋战的艰险岁月。冰冷的铁索、汹涌的大渡河水，见证着红军将士无畏生死的赤诚，而石门坎阻击战，正是飞夺泸定桥这场惊天壮举背后，一场鲜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硬仗。

“爷爷讲，这一仗，就是要让守桥的国民党部队心生畏惧，让夺桥的兄弟们更有信心。”孙贤荣说。就在双方激战过程中，一颗地瓜弹在孙名山身旁爆炸，弹片钻进了他的腰部和腿部，全身7处受伤，被紧急抬到山下的兴隆街上。为了减轻部队的压力，孙名山请求党组织把他留下来。“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留下来几乎就意味着死亡。”孙贤荣感慨地说，当时警卫员要求留下来陪伴，但爷爷流着泪拒绝了，他说：“长征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和希望。”

经过部队出面交涉，兴隆镇上一位姓杜的婆婆同意收下孙名山，等他养好伤后，再追赶大部队。后来为了躲避还乡团，孙名山还在原始森林里做了720天的“野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白天不敢生火，怕冒烟引来搜山，晚上才爬出洞口，走将近一公里找水。伤好一点，他就自己爬出去砍柴。后来，他在兴隆打工、背茶包，这才隐姓埋名活了下来。”孙贤荣回忆起爷爷讲过的经历。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泸定县为了建纪念馆搜集革命文物，孙名山拿出他珍藏的革命物品以及在战斗中受到嘉奖的证书、奖章时，人们才知晓了他战功卓著的过往。“爷爷一直告诫孙家子孙，你们是红军的后代，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多为党的事业尽力，不要给党和政府找麻烦。”孙贤荣说。如今，孙贤荣是泸定县兴隆镇兴隆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以红色家训为指引，循着爷爷的足迹前行，引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在泸定，像孙名山这样的红军故事还有很多。年过七旬的李元珍记得，自己的父亲侯光志就曾讲过红军长征的故事。“父亲说，最苦的是过草地。队伍没有吃的，就把牛皮带、牛皮鞋烧了煮了，端给病号吃。翻夹金山时，雪山的太阳刺得他一个星期看不清东西。”

李元珍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在基层：互助组组长、生产队队长、“三八连”连长。父亲说过一句话，李元珍记了一辈子：“你们现在说辛苦，不过是流汗。老汉儿（四川话‘父亲’）当年干革命，是要流汗、要流血的，甚至今天出门，不知道回不回得来，简直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们愿意付出一切。你们现在和平年代，要好好工作。”

“我参加工作32年，就靠这句话鞭策自己，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李元珍退休后，进了关工委，年年自己掏腰包看望困境儿童。前几天，她资助过的一个孩子参加了工作，专门回来告诉她。“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说起这事，李元珍的脸上满是欣慰。

铁索犹寒，血脉正热。长征从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流淌在红军后代血脉里、代代相传的滚烫信仰，是一代代人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底气。

（本报记者 王亦凡 韩 冬 王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