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邓颖超长征抵达陕北后合影

1933年周恩来（中）在福建省建宁县红一方面军驻地的留影

周恩来在陕北留影

周恩来长征抵达陕北后留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启二万五千里长征。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踏上漫漫征途，彼此扶持、生死与共。他们的长征历程，真实镌刻下老一辈革命家坚守革命理想、永葆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

同心许国赴征途

1934年长征出发前，邓颖超已患上了肺结核。俗话说，十痨九死，这就如同残酷的宣判。幸好其母杨振德懂得医术，经过精心调治，邓颖超的病情暂时稳定。

10月初，红军主力实行转移时，邓颖超的病情并没有痊愈，经常低烧、反复咳嗽、体虚乏力。考虑到自身重病缠身、行动迟缓，极易拖累队伍行军，经和周恩来商议，邓颖超决定留在江西根据地。

她的想法朴素而自律：不因为个人身体问题，给部队增添负担，不耽误数万红军的战略转移大局。但所有人都清楚，选择留守，基本等同于直面死亡。所以，中央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

周恩来郑重地对邓颖超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个人不能改变。他劝说道，与其留守赴险、半途止步，不如带病前行、追随队伍，与革命同志共存亡、与革命理想共始终。邓颖超听从安排，放弃了留守想法。

随中央纵队撤出瑞金后，邓颖超编入红军干部休养连，以一名普通革命战士的身份，踏上漫漫征程。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连队”。在这个300多人的连队里，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邓颖超等“老弱病残”，还有贺子珍、廖似光等孕妇和伤员。董必武是这个特殊连队的党总支书记，邓颖超任党总支委员兼妇女班班长，20多岁的侯政成为这个特殊连队的连长。妇女班共24人，其中有李坚真、贺子珍、金维映、李伯钊、邓六金、钟月林等同志。据廖似光回忆：“邓大姐在长征中，因肺病常发低烧。她的担架枕边总是放着一个小茶缸供吐痰使用，痰中常常带着血丝，同志们都十分担心她的身体。”

长征途中，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日夜统筹全军行动部署、研判敌情、军事调度，身居指挥中枢，事务繁杂、责任重大。邓颖超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独立行军、单独驻扎。严格的行军纪律，让二人虽同处一支队伍、同踏一条长路，却基本分隔两地、难得一见。从江西出发，休养连时而穿梭在崇山峻岭之间，时而跋涉于泥泞小路之中，一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时做好抬担架人员的思想工作，顽强地跟着大部队冲过国民党设置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

1935年1月7日，部队到达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遵义。15日至17日，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领导，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于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红军与中国革命。

邓颖超随同干部休养连，拖着肺结核病体艰难跋涉。进入贵州，廖似光长途行军后早产，邓颖超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产妇，扶着警卫员的臂膀继续前行，切身感受着征战的严酷。

在遵义，邓颖超与丈夫有了一次短暂的相聚。她抓紧时间，向周恩来汇报了休养连的一个难题。原来，伤员钟赤兵是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十二团的政委，在娄山关战斗中腿负重伤。医生坚持要他截肢，非如此不能保命。但性格倔强的钟赤兵断然拒绝，怕腿锯断后无法跟随红军长征，与部队失去联系。周恩来非常重视，当即召开军委会议，作出手术要做、用担架抬他到目的地、不减警卫和马夫三条决定。邓颖超带着军委的指示回到休养连，耐心说服钟赤兵接受了手术治疗。

长征征途艰险，牺牲如影随形。敌军前堵后追，敌机持续空袭，再加上道路崎岖难走，红军将士饥疲交加，日夜赶路，还要不停地交战。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纵横周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日夜统筹战事，工作繁重至极。戎马倥偬之中，周恩来也时刻牵挂着抱病随军、身体孱弱的妻子。

征途中，大大小小的战斗随时都会发生。有一次遭遇，邓颖超印象深刻：“一天下午，我们刚走到贵阳西南距离紫云县城不远的山脚下，大队人马正准备爬山，忽然飞来敌机数架，疯狂投弹、扫射，有一些同志被炸伤炸死……”休养连伤亡了10多名同志。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罗炳辉夫人杨厚珍，都在这次轰炸中不幸身负重伤。牲口和物资也损失不少。

听闻干部休养连突遭敌机扫射，周恩来当即与毛泽东赶赴事发地点，同时安排人员携带担架、马匹前往接应。抵达后，周恩来快步走到邓颖超身旁，紧紧握住她的手宽慰道：“小超，你受惊了。”方才历经生死险境，邓颖超心中百感交集，她深知周恩来身负重任，仅简短交谈数分钟，便静静伫立目送，望着周恩来随同毛泽东的身影消失在沉沉夜色之中。

毛儿盖生死相守

1935年8月7日，部队进驻高原重镇毛儿盖。这里群山环抱、高寒缺氧，村落零散稀疏，河谷地带的青稞尚未完全成熟，存粮极度匮乏。30年后，邓颖超还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她描述道：

有时，简直找不到一颗粮食，我们就到田里采野菜吃；有时我们只有忍着饥饿或者吃一些未硝过的牛皮和死马的肉，或者打野猪、牦牛充饥。在松潘县的毛儿盖住了一些时候，什么都吃光了，遭受断粮的严重威胁……就在这个时期，我们还遇着没有油、盐和没有水喝的困难。没有油、盐吃，两腿发软，浑身乏力，有的人行军掉队，有的人生病，甚至死亡。

长征一路走来，周恩来从未有过完整的休整。警卫员魏国禄在回忆录《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中记述，在到毛儿盖之前，周恩来身体已经出现不适。即便如此，周恩来依旧强撑着批阅文件。深夜饿了，以一杯开水代餐，不肯多占紧缺的粮食。

这场恶疾来势汹汹。周恩来持续高烧不退，意识昏沉恍惚，终日卧床不起，右侧肝部肿胀剧痛。听说休养连也到了毛儿盖，周恩来提出想见见邓颖超。得知消息，邓颖超迅速赶到周恩来身边。只见周恩来脸色蜡黄，痛苦地躺在担架上。连续几天，她每天早去晚归，陪伴周恩来。

此时军中疟疾大范围流行，医护人员按照疟疾施治，周恩来的病情毫无起色，持续恶化。两名被俘后自愿参加红军的原国民党军医王斌、李治连夜细致会诊。据后来担任卫生部顾问的王斌接受党史专家采访时说：

恩来同志从8月初就开始腹泻，大便中有脓、血和粘液，体温从38℃上升至40℃，全身逐渐发黄，神志不清以至到高烧昏迷，病情发展快，病势重。红军中的主治医生化验了大便，发现有阿米巴原虫，……我给他做了身体检查，发现肝脏肿大，下缘竟达到右肠骨窝，右侧下胸及上腹肿胀，胸围右侧比左侧大4横指。我认为，恩来同志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是无疑的了。

阿米巴肝脓肿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长征途中一无专用抗菌药品，二无手术器械与无菌场地，脓肿一旦穿孔极易诱发致命腹膜炎，以当时的治疗条件，生还概率微乎其微。

危急关头，毛泽东专门作出安排，急调邓颖超火速赶来，贴身照料。所有人都明白，此时的周恩来命悬一线，唯有相伴多年、同心相知的伴侣，或许能以极致的细心、极致的坚韧，在这场几乎无解的困局中，拼尽一切守护他的生命。

邓颖超自身早已沉疴缠身、孱弱至极。肺结核带来持续低烧，又叠加严重腹泻，她原本就是一名亟待休养调治的病号。可听闻爱人病危，她星夜赶回周恩来暂住的低矮土屋。

那间临时搭建的战地病房，四壁漏风，地面泥泞潮湿，山野蚊虫肆意叮咬。战士们就地铺一层干枯野草当作床榻。荒凉破败的方寸之地，承载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整整三天三夜，邓颖超寸步不离照顾爱人，几乎未曾休憩片刻。她严格遵从医嘱，每小时测温察况，一遍遍擦拭他滚烫发热的身躯，及时清理污物。

漫漫征途，二人分属不同连队，行军辗转、聚少离多。相守，本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谁也不曾想到，长征路上他们朝夕相伴最久的时光，落在毛儿盖这场生死难料的境地里。

昏暗油灯摇曳微光，映照着病床前不眠的身影。72小时，周恩来始终昏迷不醒，滴水未进，气息微弱。邓颖超终日悬心、焦灼难安。起初，医生顾虑她体弱多病、难以承压，并未全然告知病情的致命凶险。可看着爱人持续高热、毫无生机的模样，她早已洞悉生死临界。

日夜坚守，终迎生机。第三天傍晚时分，淤积多日的肝脓肿终于自行破溃，半盆浑浊腥臭的脓水顺势排出体外。连日不退的高烧缓缓褪去，气息逐渐平稳，濒临危境的生命终于慢慢复苏。

周恩来睁开双眼，第一眼望见的，便是床前面色憔悴、双眼布满红血丝的邓颖超。劫后余生，他满目诧异，轻声问道：“小超，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一句轻柔询问，瞬间击碎了她连日强撑的坚强。悬在心头的巨石落地，压抑已久的恐惧、煎熬、疲惫与酸楚一齐涌上，邓颖超再也难掩心绪，哽咽地说：“我已经守了你三天三夜。你得了凶险的肝脓肿，一直昏迷不醒，多亏王医生、李医生寻来雪山寒冰冷敷施救，你才挺过了这一关。”

这场绝境重生，是战地医护的竭力施救、邓颖超精心护理换来的生命奇迹。多年之后，周恩来还感慨，肝脓肿依靠自然穿孔顺利排脓得以生还，是万分侥幸的幸运。

时隔五十年，暮年的邓颖超回望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依旧历历在目、心有余悸。她曾对前来探望的侯政追忆道：

多亏了王斌、李治两位有经验的医生。当时我向你这个连长请假，专门守在恩来同志身边照料。后来我读到一本医书，书中记载一百例肝脓疡患者，仅有一人能够存活，只因肝脏与肠道粘连，脓肿得以顺利穿孔排出，是极为罕见的情况。恩来能够活下来，也是难得的机缘。

万水千山走过

经过十几天的休养，1935年8月21日，毛泽东率领右路军开始穿越若尔盖大草原北上。

大病初愈的周恩来身体极度虚弱，连续数日未进主食，既无力徒步，也坐不稳马背，而前路便是泥潭纵横、夺人性命的若尔盖大草原。毛泽东十分焦急，专门叮嘱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参谋长萧劲光紧急商议。彭德怀当即下定决心，下达命令：把不便长途携带的迫击炮就地掩埋，宁可损失火炮，也要抽调迫击炮连战士编成多班轮值担架队伍，抬着周恩来穿越草地，具体交由萧劲光统筹调度。

干部团团长陈赓与周恩来相交深厚，他不顾自身腿部旧伤未愈，主动请缨担任担架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不顾连日疲惫，坚持亲自上阵抬运担架。茫茫草地一望无际，泥沼星罗棋布，没有成型道路，只能踩着低矮草甸跳跃前行；草地天气变幻无常，冷雨、狂风、寒潮轮番袭来。陈赓、杨立三和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没膝淤泥轮番抬着担架行进。杨立三肩头很快被担架磨出大片血泡，夜里悄悄处理伤口，白日依旧坚持上阵。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数次挣扎着想下地步行，都被陈赓拦下：“现在我是担架队长，你是病号，上级有命令，你必须服从指挥。”这份患难与共的战友深情，周恩来终生铭记于心。

紧随担架队伍，邓颖超骑着马小心翼翼、寸步不离。她依旧抱病在身，身体状态极差，却始终紧绷心神，生怕出现半点意外。

谁知，第一天的行军就出现了意外。途中，一场骤雨突然袭来，狂风大作、雷电轰鸣。邓颖超的坐骑受惊雷惊吓，一下子失控狂奔，毫无防备的她从马背上重重摔落，径直陷入松软凶险的沼泽深处。这时担架队伍已向前行进一段距离，风雨交加中，叫是叫不应的。她孤身陷入泥潭，四周无人救援，风雨裹挟泥水不断漫浸着身体。

整日行军让邓颖超明了草地凶险。她始终保持冷静，深知沼泽之中越挣扎下陷越快。于是她强忍泥水弥漫、身体下坠的恐惧，静静伫立泥潭之中，一动不动稳住身形，默默等待后续连队救援。待战友赶到将她拉出沼泽时，她浑身湿透、满身污泥，体力几乎消耗殆尽。再回头看时，她的那匹马已被吞没，痕迹全无。

这场遇险让本就病弱的邓颖超雪上加霜，当晚便高烧复发、腹泻加剧。当时医生手中只有一支退烧针，周恩来也正发着高烧，在邓颖超的坚持下，只好给他用了。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乐观豁达的心态，邓颖超挺了过来。

进入草地第三天，部队行至一条激流河畔。河水寒冷刺骨、浪涛奔涌，河床之下淤泥遍布，直接徒步涉水极易遇险。面对天险，毛泽东、周恩来带头号召指战员解下绑腿，一根根接续拧成绳索，选派水性好的战士泅渡至对岸固定拴牢，部队官兵手扶绳索依次渡河。

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率先顺利抵达对岸，而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伤病员体质羸弱，难以抵御湍急水流的冲击。危急关头，警卫排战士纵身跃入冰冷的河水，手挽手在湍流之中筑起一道人墙，用身躯护住随行女同志、老同志和伤病人员渡河。战友们恐怕邓颖超、贺子珍伤病未愈、体力不支，执意要用担架抬她们过河，都被婉言回绝。邓颖超咬紧牙关，扶着战士的肩头，一步步踏入刺骨的激流，蹚过了河道。

在苍茫草原上，除了沼泽泥潭凶险，最难熬的还有饥寒交迫。张爱萍在《过草地》诗作里这样描述：“野菜水煮果腹暖，干草火烧驱夜寒。”过草地全程粮草断绝，战士们只能靠草根、野菜充饥，整日颗粒不见。这在常人尚且难熬，对拖着伤病之躯的邓颖超来说，艰难更甚。但她没有叫苦、没有退缩、没有掉队，紧随队伍日夜跋涉，七天七夜，硬生生撑过草地绝境。

当走出草地抵达巴西驻地时，邓颖超已然形销骨立、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简易的两层民居（当地民居楼上住人，楼下养牲口），她看着楼梯却攀爬不上去，一下子瘫坐在满是牲口粪的地上，休息两个多小时，还无法起身。时在中央政治部工作的蔡畅与其他同志前来看望她，见她形容枯槁、气若游丝，都暗自忧心她难以支撑下去，不由得纷纷落泪。

正如肖华《过雪山草地》诗作中所讴歌的：“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走出草地之后，周恩来病情逐步趋于稳定，身体慢慢好转；邓颖超的病症也得到一定缓解。遵照中央安排，邓颖超告别周恩来的担架队伍，重新回到干部休养连，继续随中央纵队行动。

1935年10月19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历经雪山草地的重重磨难、分裂危机的生死考验，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北吴起镇。周恩来与邓颖超九死一生，终于踏上陕北这片新的革命热土。

长征万里，一路风霜。周恩来与邓颖超不惧艰险，生死关头彼此守望。共同的革命理想，如同长夜中的灯火，始终照亮着他们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