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全民月刊》连载陈云化名廉臣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页（选自《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书中插图）。

■编者按：

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长征最初是如何被书写和传播的？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在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丁晓平看来，有关长征的记录和著述，从长征的征途中就已经开始。他曾历时多年挖掘和研究国内外记述长征的各种早期书报刊史料，创作《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一书，以独特视角解读长征历史。本报记者专访丁晓平，请他讲述对长征叙述传播历史进行研究和书写的思考。

长征的故事说不完道不尽

学术家园：多年来，您在创作方面专注于历史写作，尤其是党史写作，对长征叙述与传播的研究是如何开启的？

丁晓平：我的职业是出版人，历史写作主要是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党史军史。对于长征叙述与传播的研究源于2001年策划、编辑和校订《毛泽东自传》。随后，我花了7年时间，考证《毛泽东自传》的采访、创作、发表、翻译、出版以及研究该书的版本，于2008年出版了《解谜〈毛泽东自传〉》。在研究《毛泽东自传》出版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关于长征叙述也有着非同寻常而且值得书写的历史，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涉及的历史人物、场景、史料非常丰富，凸显了宣传文化工作在党史军史中的地位、价值和作用，也凸显出文化的魅力。经过发掘整理，《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于2016年出版，从新闻出版史和图书版本学的角度，讲述了长征的叙述传播历史。这本书中收入了300多幅难得一见的珍稀图片和书影、文献，解读长征如何走向世界的传播，揭开了长征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可以看见在中国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过程中，“枪杆子”和“笔杆子”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历史图景。

学术家园：在历史写作中，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阐释非常重要。结合长征的叙述与传播，谈谈您的体会。

丁晓平：历史写作，首先是史料的挖掘、整理，然后才是研究、阐释，它们之间是递进关系，不是并列关系。挖掘、整理是调查研究，研究、阐释是辩证分析。比如，在研究和写作长征叙述传播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国内外记述长征的各种早期书报刊史料，我进行了广泛和系统的搜集、挖掘，包括各大图书馆、博物馆，以及一些民间收藏家的收藏等。我本人也在旧书摊和旧书网幸运淘得了珍稀的长征图书，如俄文版《红军长征记》，收入了陈云化名“廉臣”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署名“杨定华”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在《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一书中，介绍了100余种早期长征图书版本。长征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更多长征叙述的历史需要不断去挖掘和研究。

正因如此，从事党史军史的写作，或者说，作为一名历史作家，我的写作有点像考古研究，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惊喜，当然还充满着“冒险”。这是一份有限制的工作，这是一份求真的工作，容不得虚构，不允许编造，必须建立在严谨深入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我时时警醒自己，我要书写的是历史，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

长征叙述与长征同步发生发展

学术家园：最初，长征是如何被书写和传播的？请您谈谈长征叙述的源流以及历史细节。

丁晓平：长征的叙述传播，是与长征同步发生发展的。向世界讲述长征故事的，除了亲历长征的革命者陈云、邓发、朱瑞、黄镇等，还有“红色牧师”董健吾和中国记者范长江，以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

1935年6月，陈云在参加遵义会议之后，奉命回到上海。8月，他在上海化名“廉臣”创作《随军西行见闻录》。这篇约3万字的珍贵文献1936年3月以连载形式发表于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成为第一部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

1935年12月30日，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在《战士》报第二〇六期发表了长篇特写《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这篇特写共计2200余字，分为三个部分，以散文的笔触、优美的抒情，讲述了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苏区到抵达陕北的全部历程。

在亲历长征的革命者中，除了陈云、朱瑞在第一时间记录长征之外，还有邓发。他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撰写了《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两篇长征回忆录，署名“杨定华”，从1936年12月到1938年1月以连载形式陆续发表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

除了以文字写作长征故事之外，在亲历长征的革命者中还有一位用画笔宣传长征的画家，他就是时任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黄镇。他回忆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我画了整整一路，大概有四五百张，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这24张。”1938年，著名剧作家阿英（钱杏邨）得到了黄镇画作的照相原稿，立即在其主编的《文献》月刊发表，同时在其主持的风雨书屋出版了这部画作，将画集取名为《西行漫画》。

从社会大众认知的普遍性和知名度来看，人们对长征较早的了解一般都源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的成名作《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出版，中文版《西行漫记》于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长征》是《红星照耀中国》第五章，系斯诺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采访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高级将领后写作的。但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斯诺撰写的《长征》就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美国《亚细亚》月刊，中文版则由汪衡翻译为《两万五千里长征》，也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文摘战时旬刊》，并在1938年1月出版了单行本《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8月，毛泽东和杨尚昆专门致信、致电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开展规模化集体性历史写作活动。征文活动得到了红军将士的热烈响应，收到文稿200多篇。随后，经丁玲、徐梦秋等编辑整理，定名为《二万五千里》，收入文章100篇。后来，因西安事变爆发和红军东征，出版工作暂停下来，直至1942年11月才刊印，最终定名为《红军长征记》，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内部发行。1955年5月，《红军长征记》经修订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读懂长征 读懂中国

学术家园：在您看来，长征的创作、编辑、翻译、出版等具有怎样的影响和意义？

丁晓平：“长征”一词，自唐宋以来均有文人骚客或史家吟唱使用，如王昌龄《出塞》中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古代诗歌里的“长征”是指长途旅行、长途出征，而红军长征，使“长征”成为“世界语言”，成为属于全人类的人文精神。诚如斯诺所言：“这是一次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远征。”斯诺认为，《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写得还不够充分，他不无遗憾地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1981年7月，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接受邓小平的建议，偕妻子和儿女重走长征路。当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大渡河渡口时，他被红军在十几万敌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的壮举震惊了。后来他撰文说自己是“沿着长征路来朝圣的”。无独有偶，1984年，曾任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的索尔兹伯里先生在76岁高龄时，戴着心脏起搏器偕夫人一起重走长征路，历时74天，写下《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进一步让世界人民读懂了长征、读懂了中国。

历史是慢慢让人知道的，世界就是这样知道长征的。一部长征叙述史，也是一代人的革命史。关于长征著述的创作、编辑、出版、翻译和传播的故事，已经成为长征历史的一部分。这些书写，讲述了长征的原因、经过和意义，传播了长征精神，不仅吸引中国的革命者与爱国青年，也影响和改变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时至今日，它们依然具有振奋人心的力量，让人们从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不仅是中国从苦难辉煌走向繁荣富强的文化底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本色。

学术家园：您曾说自己的创作是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经过多年党史写作的探索，有怎样的研究心得？

丁晓平：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要回到历史的现场，正视历史的局限和局限的历史，辩证分析，既要在局限的历史中观照过去，也要在历史的局限中展望未来，在常识的基础上造就知识。何谓知识？我认为：知即调查研究，识为辩证分析。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思考，学会用辩证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对待历史，我们要深怀敬畏之心，怀抱理性的真诚，珍之惜之。历史需要科学的、深层的探究，需要我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历史是一条滔滔不息的长河，历史写作要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还原现场、照亮现实、美好未来。正确地研究和认识历史有什么作用？在这里，我想用宋代思想家张载的“横渠四句”来回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