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河北雄安。10月23日下午，2026全球治理论坛在雄安国际酒店会议中心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开幕式并与中外贵宾一同步入会场。近400名中外嘉宾与会，其中约一半来自海外，涵盖9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论坛的主题是“重建信心与合作：百年变局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信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我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信心汇聚力量，以合作破解难题，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赤字是共同的，答案不能是各自的

今年是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周年。一年时间能留下什么？王毅在开幕式讲话中给出一组数字：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以来，已得到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核心要义写入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会议文件。王毅表示，要在联合国的旗帜下，“更广泛地凝聚全球共识，更有效地动员全球资源，更积极地协调全球行动”。

倡议之外，与会者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也接近一致。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带来一组数字：全球超过1.17亿人被迫离开家园，约70%的难民由中低收入国家收容。“人道主义援助无论多么必要，都不是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归根到底，被迫流离失所的解决办法就是和平。”

尼泊尔前总统班达里列举的是一串挑战：经济不平等、贫困、地缘政治紧张、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再加上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这些共同挑战并非任何一个国家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需要各国开展对话、加强合作、共同努力。”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托尔巴耶夫则提出，1945年建立的这套体系，是否能够适配2026年的世界？他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表决权为例：美国占16.49%，足以单边阻挡相关决策；欧洲国家合计约占四分之一，西方国家加在一起仍超过50%。

诊断相近，药方却容易分岔。论坛上，一个被反复强调的限定语是：改革不是推倒重来。

埃及埃中友协副主席、前副外长、前驻华大使希夫尼表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并不意味着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或另起炉灶”，而是要提高现有国际体系及其机构和机制的效率与效能。

奥托尔巴耶夫在谈到中方倡议时也表示，它“旨在改革现有秩序，不是取而代之”。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的提醒则来自另一个方向。他强调，人类正进入一个“智能的时代”，人工智能需要新的规则，“不能凌驾于法律，尤其是国际法之上”。

分歧并未消失，底线却在收拢。论坛闭幕时发布的《论坛愿景文件》第一条写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呼声高涨、迫在眉睫，“国际社会越早采取一致行动，对世界越有利”。

原则不缺，缺的是把原则变成行动

共识易得，行动难得。

在开幕讲话中，王毅代表中方宣布八项务实行动，包括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继续深入参与推进联合国改革、发布关于加强外空治理的中国立场等。

八项行动之外，会场里还有别的收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吴恳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外代表在论坛期间提出的有关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建议超过450条；多个机构发布研究报告、建立对话机制、启动合作项目等。

但决定治理成效的，除了会场，还有“现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事务特使、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帕特里克·优素福给出的判断近乎“减法”。当被问到人道法面临的究竟是规则不够还是执行不够，他的回答是：人道法“不存在空白，不存在误读，也不需要创造新的法律。需要的是遵守这些法律”。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络犯罪与技术科科长格伦·普理查德讲的则是“加法”。《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了三年半，涉及150多个成员国。公约通过只是起点，效果取决于各国国内立法和执法司法能力，是国家之间相互帮助、共同建设。

从人道、网络安全转到贸易，账更难算。北京市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把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拆成三层：谈判功能弱化，成立以来适应新形势的新规则谈判成果有限；争端解决机制因上诉机构停摆而难以作出最终裁决；已经作出的承诺被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但他认为，“关键不是规则本身的问题，只要大家有这个意愿，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往前推的。”

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塑造者，中国的角色也在变。屠新泉说，入世谈判时中国基本是完全接受其他国家提出的要求，现在既要维护自身利益，也要回应各方对大国发挥引领作用的期待。他给出的路径是“寻求量变”，在可以推进的领域取得进展，“如果不能全部那就一部分，如果大的不行，那就找小的”，前提是维持基本原则和框架。

世贸组织的难处，是旧规则装不下新成员；联合国面对的是同一道题，答案却写在自己的改革日程上。联合国政策事务副秘书长盖伊·莱德说得很直白：达成协议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挑战在于落实”。

把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把人的位置，放进规则里

当“为什么改”“怎么改”逐渐清晰时，问题也就落到更尖锐的地方：改的时候，谁在桌边，谁在门外。

王毅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不能长期止步不前，应当按照各方商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弥补全球金融治理的民主赤字；安理会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并就优先解决非洲的诉求作出特殊安排。

联合国的自我诊断更为具体。盖伊·莱德把优先事项列为五项：让全球机构反映今天的现实；改革全球金融体制；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兼顾今天与未来的人民；加强新技术合作。他提到，全球南方代表了全球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很多机构中代表性缺失，“这不仅仅是公平性的问题，它也触及多边主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代表性之外还有分配，货币则是另一个观察窗口。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宇燕的判断是：货币格局从一元走向多元，推动力来自市场和政治两端，他更看重市场，但政治并非无关。一些国家把金融体系武器化，短期内实现了某些目标，中长期却“恰恰推动了这个多元化”。

不过，在气候议题上，欧盟亚洲中心主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给出了一个更乐观的版本。他表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心正在从谈判转向经济，真正的变化来自成本：太阳能、风能和相关技术价格下降了九成以上。“今天任何国家走绿色道路都是省钱，而不是花钱。”他把这一点归功于中国企业把价格压了下来，降幅之大前所未有。

从气候到智能技术，讨论又回到“能力”二字。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宋海涛认为，人工智能既不是一次建设、长期共享的基础设施，也不是制定标准后即可低成本复制的技术规范，而是“由基础设施、技术知识和持续服务共同构成的复合型能力”。技术可以复制，应用能力不能直接复制。因此，能力建设不应只是规则制定之后的补充措施，而应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独立议题。

三天里，代表们还实地参访了雄安新区。河北省委书记罗文在开幕式上介绍，雄安正推动“地上、地下、云上”三座城共同生长。愿景文件对此的表述是：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中秉持的理念，对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座新城与一套新规则之间，未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它们面对的是同一道题：如何在众声嘈杂中形成共识，再把共识变成可执行的动作。这或许正是全球治理在2026年最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