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一所高校读研修班，班上统共就两个新疆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个女孩，姓廖。

课间聊天，我随口问了一句：“您这个姓在新疆很少见。我妈念叨了一辈子，说她年轻时候有个好朋友也姓廖，一家人从温州来新疆做卤制品的，就在百花村门口摆摊。”

她愣了一下，说：“我们家就是做卤制品的，廖师傅。我妈也常说，她在新疆有个特别好的朋友，维吾尔族，在百花村商场当售货员。”

那天我们站在教室门口，惊讶了半天。

故事要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乌鲁木齐百花村，是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商场门口有个玻璃柜的卤味摊，热气从柜子缝隙里透出来，卤牛肉、卤鸡、卤鸭的香味能飘半条街。摊主是一家温州人，刚到新疆不久，男的忙着拓市场、开店，女的守着摊子，一口温州话，到现在也是。

我妈那时候是百花村商场的售货员，柜台就在卤味摊旁边。她会维吾尔语也会汉语，看温州女人招呼客人费劲，下了班就过去帮忙，解释、称肉、收钱，什么都干。温州女人过意不去，每次我妈走的时候，都会用一口浓重的温州味的普通话说，“阿米娜（我妈妈的名字），把肉带给孩子！”我妈在多次婉拒无用之后也会学着廖阿姨的口吻说，“好，谢谢你，廖妹子！”

我家四个孩子，我和三个姐姐。那时候卤肉是稀罕东西，我妈下班回来，纸包一打开，香味能把整个屋子都填满。我从小就爱吃牛肉，大概就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

卤味摊里还有个女孩，跟我年龄差不多，放学了就来店里帮忙。我们那时候小，各玩各的，谁也没记住谁。

那时候我爸在当兵，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廖阿姨的爱人忙着开店拓市场，也顾不上天天守在摊子前。两个女人，一个守着商场的柜台，一个守着门口的卤味摊，天天见面，互相帮衬，反而比各自的丈夫更亲近。我妈常说，那时候一天不见廖妹子，心里就空落落的。

到了2000年，我们搬了家，我妈也换了工作。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一断，就是20多年。

去年研修班认识之后，我赶紧给我妈打电话，说我认识了一个姓廖的女孩，她家是做卤制品的。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然后声音就抖了：“是她，肯定是她。”

当天晚上，两位老人通了电话。我妈后来跟我说，拿起听筒，两个人都哽咽了，说不出完整的话，就那么“哎”“哎”地应着，像两个走失了很久的孩子，终于听见了彼此的声音。

第一次见面是在廖阿姨的公司，二十几楼，办公室又大又漂亮。从百花村门口一个玻璃柜的小摊，到现在的连锁品牌，廖师傅做了几百家门店。可两位老人一见面，什么公司、门店，全忘了——两个人盯着看了几秒，几乎同时叫出了对方的名字，然后就抱在了一起，眼泪都下来了。

我站在旁边，也有点哽咽。

快70岁的人了，前一天还忘记关煤气，可一提百花村、一提卤牛肉，什么都记得。记得玻璃柜的样子，记得谁帮谁看了一下午摊子，记得谁给谁塞了一纸包肉。20多年的时光，好像就隔了一层玻璃，一推，就开了。

再后来，两家人就开始走动了，像走亲戚一样。我妈做的抓饭特别好吃，廖阿姨和她女儿来家里，两个老太太坐在餐桌旁，一边吃一边说，说的还是当年百花村门口那些事。

原来人和人之间的情分，从来不是写在墙上的标语。它是百花村门口一个维吾尔族女人帮一个温州女人卖货，是一纸包卤牛肉带回家给四个孩子，是两个快70岁的老太太隔了20多年还能叫出对方的名字，是两家人又开始像亲戚一样走动。

这些年，援疆干部一批批来，“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结亲对子一户户结。我有时候想，这些制度就像一条条路，让更多像我妈和廖阿姨这样的缘分，不容易走散；即使走散了，也更容易找回来。

后来我组建了一个团队，取名“石榴精神”，团队里各个民族的人都有。以前总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现在才明白，这股劲儿从小就熏在骨子里了——我妈在百花村门口帮廖阿姨看摊子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

新疆这样的故事有多少呢？我想，千千万万。也许在每一个商场门口，也许在每一个巴扎上，也许在每一个大院里。

所以我拍短片、制作短视频，是想让更多人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把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润物细无声的故事，一个一个捡起来，让更多人看见。

就像百花村门口的卤味摊，就像那纸包卤牛肉，就像我妈做的那锅抓饭。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