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1921年，加入粤军的李济深。

李济深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军事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在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中，李济深也成为孙中山革命理想的追随者。

在粤军崭露头角

1902年，17岁的李济深考入梧州中西学堂。这是一所新式学校，梧州知府庄蕴宽聘请了胡汉民等思想先进的教员。李济深后来回忆说：“我一到中西学堂之后，初步睁开眼睛看世界，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与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感到痛愤，认为要救中国，非推倒清朝不可；要推倒清朝，非用革命武力不可。”

两年后，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黄埔开办陆军中学，李济深“未征得家庭同意”便报名投考，从此踏上从军之路。1906年，他转入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次年毕业，被分配到学兵营任排长，连长正是邓铿。两人朝夕相处，结为莫逆之交。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李济深奔赴上海，加入广东北伐军姚雨平部任作战参谋。该部在固镇、宿州、徐州三战三捷，立下赫赫战功，李济深被破格提升为第四军二十二师参谋长。不久，南北停战议和，副总统兼大元帅黎元洪通电解甲休兵。

中华民国成立后，陆军预备大学由保定迁至北京，正式更名为陆军大学。1912年，李济深返校完成学业，毕业后于1914年留校任教。此后六年，他一面教书，一面在陆军部军学编译局兼任职务，生活稳定而优渥。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令他愈发失望，特别是“目睹北洋军阀的所作所为，腐败恶劣，比之清朝更有过之”，早已把希望“寄托在南方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运动”。

1920年，李济深回广西梧州老家省亲。途经广州时，看望了自己的老上司邓铿。此时孙中山刚刚重返广州组建护法军政府，邓铿奉命在广州成立粤军第一师，着手“整顿部队，罗致人才”。他深知李济深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又有实战经验和教学经验，正是他急需的帮手。两人见面后，邓铿请求李济深留粤相助。

陆军大学得知李济深有离校之意后，不愿放走这位任教多年的优秀教官，决定提升他为军事编修局局长，以作挽留之计。一边是陆军大学的稳定生活，一边是粤军的未知挑战，但李济深毫不犹豫地回信婉拒陆大，选择留在广州。

1921年春，李济深经邓铿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出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数月后，升任师参谋长。

“中山先生叫我埋伏在第一师”

1922年3月21日傍晚，邓铿从香港返回广州，刚走出广州大沙头广九车站即遭枪击。两天后邓铿不治身亡，临终前叹了一声：“好人难做。”

邓铿是粤军第一师的缔造者和实际掌控者，也是孙中山在粤军中少数可以信任的将领。孙中山对邓铿十分倚重，曾评价他“忠勇诚朴、热心国事”。邓铿活着，粤军第一师就还是孙中山可以指望的军事力量，他的离世让这支军队的走向变得不明确。

邓铿是同盟会会员，且坚决拥护孙中山的北伐主张，他积极筹集军需物资支援北伐，这就让鼓吹“联省自治”、反对北伐的陈炯明视之为眼中钉。邓铿又曾打击过陈炯明党羽中的不法之徒。种种之下，陈炯明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据陈可钰回忆，邓铿在陈炯明办公室发现了吴佩孚发给陈炯明的密电，陈炯明认定邓铿已将此事密报孙中山，遂“顿起杀机，立即把侦缉处长黄福、陈觉民召来，密谋杀害邓仲元”。

危机接踵而至。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指使叶举率部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住所。所幸孙中山提前得到消息，化装成医生逃离，登上了永丰舰，随后电令北伐军回师。第一师正在江西赣州参加北伐，接到命令后，师长梁鸿楷和参谋长李济深率部准备回粤。但第一师内部在此时出现了问题，据李济深后来回忆，当时第一师“四分之三的力量是陈炯明的，只有第四团和邓演达的工兵营的力量可靠”。

面对这种局面，李济深与师长梁鸿楷商议后决定既不跟随许崇智回粤靖乱，也不公开支持陈炯明，暂率第一师离开北伐大军行列，静观其变。李济深的想法很务实，先把部队带离战场，防止军队分崩离析，为日后策应保留余地。但陈炯明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第一师刚到龙川，陈修爵的第三团就被调走，前往粤北打许崇智部。紧接着，第一团、第二团也被陆续调离，只剩下陈铭枢的第四团和邓演达的工兵营。到了河源，陈炯明又派苏慎初、黄居素前来游说陈铭枢，陈铭枢也带着第四团离开了。

此时第一师已经四分五裂，李济深既痛心又失望，于是辞职返回广州。途经惠州时，他去找陈炯明当面质问。陈炯明见了李济深，脸色大变，未等李济深开口便连连说：“不干我事，不干我事，是叶举干的。”李济深在广州看到陈炯明叛军天天在八旗会馆打麻将、狎娼妓，“无法无天”，心下更觉愤慨，感到心灰意冷。

不久，陈可钰从上海到广州转达孙中山的口信：“千万不要离开第一师，千万不要消极。”他后来坦言当时“情绪消极”“心理着实不痛快”“觉得陈铭枢都变了，第一师哪里还有可为”。收到孙中山的嘱托，他压下心里的不痛快，重返第一师继续担任参谋长。

李济深回到第一师后，在暗中积蓄反陈力量。邓演达带回孙中山的指示后，李济深决定与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加强联络，并以邓演达的工兵营为基干，建立第一师内部的反陈核心。为了掩饰起义的准备行动，梁鸿楷刻意避居广州沙面租界，前方事务由李济深敷衍应付。叶举对李济深、邓演达等人并不放心，曾设宴相邀，当众要求饮鸡血酒发誓效忠。席间，邓演达毫不犹豫举起鸡血酒一饮而尽，叶举这才打消疑虑。

1922年12月，滇桂联军从广西东下讨陈，李济深率第一师在封川等地阵前起义，调转枪口配合联军攻击陈炯明部队。1923年1月，联军攻占广州，陈炯明败退惠州。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中山先生叫我埋伏在第一师，原来就是要我在必要时内应的。”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角色，只有留在第一师，形势才能有回旋的余地。

孙中山主张北伐，是要推翻军阀割据、统一全国；陈炯明鼓吹“联省自治”，避免中央集权的军阀混战，说穿了就是割据广东，走军阀的老路。李济深坚信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来领导革命，推翻军阀统治，消灭割据势力。他在孙中山身上看到了希望，而在陈炯明身上他只看到了旧军阀的影子。

坚定支持孙中山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粤军第一师师长梁鸿楷升任第一军军长，李济深接任第一师师长。彼时，孙中山在广东的处境仍不乐观，引为外援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把持广州财税，不听调令；陈炯明虽败退惠州，残部仍据东江；沈鸿英在肇庆和西北江地区蠢蠢欲动。

4月，沈鸿英接受北洋政府任命，随即在广州北面发动叛乱，孙中山调第一师讨伐。肇庆是西江重镇，沈部黄振邦旅据城固守。第一师久攻不下，李济深命邓演达为攻城总指挥。邓演达派部下在城东门麒麟街城墙脚下挖掘地道，用棺材装炸药，在5月18日晨，将城墙炸开十余个大缺口，部队蜂拥入城，全歼守敌，活捉黄振邦。随后第一师沿江西进，7月收复梧州，西江流域的沈鸿英势力被基本肃清。

7月19日，孙中山发布命令，特派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同月28日，裁撤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原办事处管辖的西江筹饷事务及梧州至江门沿线一切善后事宜，全部责成李济深办理。李济深起初是推辞的，觉得自己资历不够，推荐古应芬或梁鸿楷担任更为合适，但孙中山没有同意。

西江“区域辽阔”，既是两广物资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军事上的咽喉之地。控制了西江，就等于控制了广东的后方，同时也能影响广西的局势走向。孙中山计划先稳固两广，再出师北伐。而广西当时仍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局面很不好。只有把西江经营好，才能进而收拾广西局面。李济深是广西人，加入粤军以来，战功卓著，且素著威望，多次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对其革命主张有坚定的认同，也盼望国家能够尽快统一。西江的现状是需要一名能兼顾军事和行政的人，尤为重要的是，此人不会成为新军阀。多方权衡之下，孙中山决定选择李济深挂帅。

当时梧州驻有沈鸿英部冯葆初旅，他因局势窘迫而不得不改换旗帜，实际上还控制着城内各要点，归顺之意实非本心，摇摆之态十分明显。李济深经过谋划，由黄绍竑在梧州花舫设宴，以邓演达调回广东的名义宴请冯葆初作陪。席间扣留冯葆初，城外部队随即行动，一夜之间将冯旅全部缴械。

之后，李济深把梧州的军事、财政等悉数交给黄绍竑掌握，率部撤回广东肇庆驻防。黄绍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广西历来的军事长官占据一个地区后，无不把该地视为私产，委派亲信把持财政，包烟包赌、吃喝嫖赌习以为常。但李济深占领梧州后，“这个风气突然转变了”。

李济深“很尊重地方人的意见”，“他与我虽是上下级关系，而实际上都是以兄弟朋友的关系相处，尽力扶助我发展”。还特别强调，李济深“从来不在梧州财政上沾一点光，不霸占税收和暗中分润，这是那时军队中最难能可贵的作风”。他总结道，这种作风“不但当时在地方上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且成为两广合作统一、参加大革命的主要因素”。

把梧州交给黄绍竑后，李济深又派海军陆战队掩护黄绍竑部攻取藤县，并推动黄绍竑与驻扎玉林的李宗仁联合。两人控制的定桂军和讨贼军逐步统一广西，到1924年底，李宗仁、黄绍竑分别就任孙中山大本营委任的广西绥靖督办和会办，两广遂成一片。黄绍竑多年后评价说：“他不是新桂系，只是新桂系的扶植者，是新桂系的恩人和朋友。”

1924年1月15日，他将西江督办署所属的全部财政权交还广东财政厅。孙中山于2月16日发布电令，称李济深“深明大义”“殊堪嘉尚”。这道嘉奖令是有时代背景的，当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各路将领均把持防区税收，拒不服从省财政厅调拨，大元帅府的财政来源因此变得捉襟见肘。李济深率先交还财政权，等于是为孙中山树立了一个“服从中央财政统一”的标杆。

参与创建黄埔军校

孙中山吃过太多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的亏。1917年护法运动，他依靠西南滇桂军阀，结果被排挤出广东。1920年回粤重建军政府，倚重粤军陈炯明，结果1922年陈炯明发动叛变，他被迫流寓上海。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表面上服从广州政府，实际上把持财税、割据一方，大元帅府的号令出不了城门。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候，真正能指望的只有李济深的第一师等少数部队。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1923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在广州设立陆军军官学校的决议。孙中山想借鉴苏联的建军经验，训练一批有政治觉悟、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军事干部。他需要一个有经验、懂军事、靠得住的人来推进这件事。李济深成了他最先想到的人之一。

1924年1月14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等人为筹备委员。但蒋介石此时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有疑虑，不久便离开广州去了上海。2月23日，孙中山派廖仲恺代理筹备委员长。军校筹备千头万绪，而广州革命政府财政拮据，各路军阀态度冷淡甚至阻挠。

李济深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兼有实战和教学经验，而且他曾在肇庆创办了西江陆海军讲武堂，培养了大批下级军官。李济深既有办军校的经验，又是孙中山信得过的将领，廖仲恺当即请李济深参与筹备工作。李济深比任何人都清楚孙中山办这所军校的意义，一支不可靠的军队，不仅不能成为革命的保障，反而会成为革命的威胁。

2月6日，筹委会在广州南堤设立筹备处。8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军校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等部门，李济深被任命为教练部主任。但军校需要经费、武器、教官，每一项都不好办。大本营实际控制的区域极其有限，财政收入有限。孙中山要求驻粤各军提供支持，滇军、桂军将领表面上答应，实际上以各种理由敷衍。

李济深从粤军第一师提出现款3万元，又调出枪支200余支、子弹3万余发，全部交给军校使用。开学前军校本身的枪支储备甚至不够卫兵站岗之用，这笔钱和这批武器在当时堪称雪中送炭。同时，他把西江陆海军讲武堂的教官、学员推荐过去，邓演达、陈诚、钱大钧等一批骨干军官被派往黄埔任教，学生队的班长大部分也是从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调去的。

此外，孙中山还委任李济深为入学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与王柏龄等人共同负责第一期学员的考试录取。近500名学员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许多人后来成为北伐战场上的骨干。

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说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就是“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使革命的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典礼结束后，孙中山对李济深说：“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与一师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你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作了支持，谢谢你。”孙中山很少这样说话，可见黄埔军校在他心中的分量。

黄埔军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更在于它从制度上改变了军队的性质。此前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南方各系，本质上都是私人武装，兵为将有，士兵忠于长官而非国家。黄埔军校引入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军队各级普遍设立党代表或政治指导员，负责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试图使军队成为具有政治信仰的武装力量。

黄埔学员毕业后组成的教导团，在1925年两次东征中表现出色，成为广东革命政府战斗力最强的武装。

继承中山遗志

1924年9月，孙中山决定北上与冯玉祥共商政事。临行前考虑到“两广之防务事唇齿相依”，要做好后方的部署工作，特意给李济深发了一道电令，召他来广州面授机宜。电文说：“梧州善后处长李济深（即）来粤，俾指示一切，以期布置缜密，遥助前方军事之进行。”

此时的广东，局势远未稳固，东江陈炯明残部仍在，南路邓本殷虎视眈眈，滇军、桂军随时可能生变，孙中山需要有人在他离开后稳住两广局面。

1925年1月，孙中山病重的消息从北京传来。盘踞东江的陈炯明认为时机已到，下令分三路反攻广州。大元帅府决定组织东征联军，李济深派陈铭枢旅参加第一次东征。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梧州，李济深召集各界代表举行追悼大会。他亲笔书写挽联“循遗嘱数言，非到建国成功，虽死不瞑，为群众一恸，岂第感恩知己，独恋其私。”他下定决心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完成国民革命的伟大任务。

孙中山逝世后两个月，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果然公开叛乱，占领了电报局、火车站和省长公署。李济深率第一师从肇庆星夜兼程赶赴广州，与黄埔学生军会合，经两天激战，6月12日收复广州。杨希闵只身逃往香港，刘震寰兵败遁逃。

1925年8月26日，国民政府编组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改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9月，陈炯明再次举兵进犯。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李济深为第二纵队长，率第四军主力参加第二次东征。10月14日攻克惠州，随后李济深部在热汤圩遭遇林虎主力。敌军七八千人，张发奎独立旅只有1000多人，打到黄昏时伤亡惨重。李济深亲率独立第一团和三十四团赶到战场，23日拂晓陈济棠的第十一师也兼程赶到，各部发起猛攻，生俘敌军4000余人。

这场战斗中，蒋介石在另一路冒险猛进，遇敌反攻，李济深回忆：“行李尽失，狼狈不堪，由我派兵救援，将敌击溃，来会紫金。”随后第四军夹攻兴宁，捣毁陈炯明巢穴，迫其残部逃往福建。

东征战事未了，南路风云再起。邓本殷纠合部队万余人进攻单水口，李济深奉命回援，被任命为粤桂联军总指挥。他分四路分进合击，不到一个月横扫阳江、雷州、钦廉，将邓本殷部主力全歼。12月乘胜渡海进攻海南岛，邓本殷化装逃入日本兵舰，残部投降。扰攘10多年的两广军事纷乱至此宣告结束。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但不能亲赴前方，因为他必须留守广州，代行总司令职权。他派副军长陈可钰率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北上。第四军一路连克衡阳、长沙、岳阳。

8月，北伐军与吴佩孚主力决战于汀泗桥。据陈铭枢回忆，第十师正面攻击，第十二师侧进横截铁路，叶挺独立团为预备队。他当晚督率各团长冲锋数次，终以众寡不敌未能得手，但“念事已至此，我不杀敌，敌且杀我，于是精神百倍”，再行冲锋，敌势不支，正面阵线开始动摇。吴佩孚亲赴前线指挥，亦不能挽回败局。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第四军因战功卓著，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李济深后来回忆说：“北伐军很努力，一出师即占领湖南，随即在汀泗桥、贺胜桥击败吴佩孚军，直指武昌。第四军威名煊赫，有铁军之称。”

（作者郭美星系宁波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杨义安系宁波市宁海县力洋镇中心小学党委书记、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