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二届三中全会，图中第二排右三为毛泽东，第三排右三为邓演达。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蔡廷锴、李济深等人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在会上系统阐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

参会代表中，有早年投身同盟会、历经辛亥革命与护法战争锤炼的邓演达，有深耕南洋20余年、倾力支援国内革命的华侨领袖彭泽民，还有一批笃信三民主义的青年志士。他们是孙中山革命路线的坚定追随者、践行者，也是日后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先驱与奠基人。

此后20余年间，为捍卫孙中山确立的革命纲领，探寻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道路，这群革命者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辗转求索，最终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同行。

三大政策凝聚革命同道

在追随孙中山的左派力量中，邓演达是核心骨干之一。这位广东惠阳出身的青年将领，早年加入同盟会，先后参加辛亥革命、护法战争，1920年加入援闽粤军，在粤军第一师主持编练工作，打造出一支忠于革命的劲旅，凭借卓越的军事才干与坚定的革命立场深得孙中山赏识。1923年，邓演达率部拱卫广州大元帅府、平定叛乱，孙中山亲自授予他少将参军职务，宋庆龄代赠亲笔题赠的照片与对联：“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这副联语既是孙中山对革命党人的期许，也成为邓演达毕生的座右铭。孙中山曾评价“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两达”即邓演达与张民达，足见对他的倚重。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邓演达作为筹备委员全程参与建校工作，出任教练部副主任，后代理教育长。他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曾委托张申府举荐海外留学的有志之士，周恩来便是其中首位被推荐者。在校期间，邓演达与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坦诚共事、密切协作，共同完善教学体系，培育革命军事人才。在授课中，他反复向学员强调，国民革命根基在于工农，倘若脱离民众，革命便成无源之水。这一主张，正是对孙中山“唤起民众”嘱托的切实践行。

与邓演达一同坚守左派立场的彭泽民，是孙中山联系海外侨胞的重要依托。1906年，孙中山赴吉隆坡筹建中国同盟会分会，彭泽民协助开展工作，在英殖民当局的压迫下，秘密发展会员、筹募资金和武器弹药。他在此后二十余年间奔走南洋各地，发动华侨捐款捐物、选派人员回国参战，为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等革命行动提供了关键的人力物力支持。

作为华侨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时，三大政策的提出让彭泽民深受鼓舞。常年旅居海外的经历，让他深知侨胞饱受列强欺凌的境遇，也更加认同反帝革命的必要性。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彭泽民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兼海外部部长，任职期间，他一面持续团结海内外侨胞支援国内革命事业，一面旗帜鲜明地抵制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成为三大政策在华侨界的坚定守护者。

当时的广州是全国革命的中心。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工会、农会组织快速发展，国共两党共同推动革命浪潮向北推进。孙中山多次与邓演达、彭泽民等左派骨干深入交流，反复强调革命必先求民众之同情，尤必先有农民之参加。这一嘱托深深影响着农工党先驱们。

捍卫革命纲领的风雨求索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迅速抬头，戴季陶主义出笼，反共逆流持续蔓延。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借机打压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力量。邓演达闻讯后，当即面见蒋介石提出质问，指出此举背弃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只会令亲者痛仇者快。这番直言招致蒋介石忌恨，邓演达不久便被调离黄埔军校，派往潮州分校任职。

北伐战争打响后，邓演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上。他带领工作人员沿途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基层革命政权，推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传遍湘鄂赣各省。攻克武汉后，邓演达身兼数职，先后担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校长，同时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他愈发认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一判断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主张高度契合。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的邓演达，亲自提名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两人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上的认识高度契合。邓演达始终认可农民运动的革命价值，公开支持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

同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学，领导机构为常务委员会，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组成，邓演达兼任所长，特聘毛泽东任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两人密切配合，邀请恽代英、方志敏等共产党员前来授课，面向全国招收800余名学员，系统讲授农民运动理论与实践方法。学员毕业后奔赴各地，成为推动农民运动发展的骨干力量成为共产党携手国民党左派推动“扶助农工”政策在农村的重要实践。

革命的进程并未一帆风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邓演达在武汉通电全国，严厉谴责其背叛革命的行径，力主东征讨蒋。面对汪精卫集团日益动摇的反共倾向，邓演达痛心于革命局面濒临破裂，于6月30日写下《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文，痛斥蒋汪之流“窃取了国民党的招牌，出卖了革命，背叛了孙先生的遗教”。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随后邓演达化装秘密离开武汉，辗转前往苏联。

抵达莫斯科后，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革命同道汇合。1927年11月1日，三人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指出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已不再是革命政党，真正的革命者必须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坚持反帝反封建，依靠农工民众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份宣言为彷徨中的国民党左派指明了方向，也为后续革命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宣言传回国内后，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人士深受鼓舞，于1928年3月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作为团结左派力量的临时组织，这便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的早期雏形。

继承中山遗志组建“第三党”

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从欧洲返回上海。此时国内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独裁统治不断强化，革命转入低潮。邓演达清醒地认识到，要延续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必须重建一个真正代表农工利益、坚守革命三民主义的政党，以此凝聚散落的左派力量。

回到上海后，邓演达与谭平山、章伯钧、黄琪翔、彭泽民等同志取得联系，紧锣密鼓地推进建党筹备工作。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的小楼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秘密召开，来自全国10个省区的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邓演达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带领与会者集体宣读《我们的信条》，明确“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的革命”“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系统阐释了平民革命纲领：以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为指导，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蒋介石独裁统治，通过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成立，是对孙中山革命遗产的直接继承与发展。它既坚守了新三民主义的核心内核，又进一步突出了农工平民的革命主体地位，其反帝反封建的根本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具有高度一致性。

建党后，邓演达带领同志们创办《革命行动》半月刊，针砭时弊、宣传革命主张；同时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分化蒋介石麾下的黄埔系军事力量。短短一年间，组织发展遍及14个省区，黄埔革命同学会成员达数千人，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形成了直接冲击。

蒋介石将邓演达视为心腹大患，悬赏30万大洋缉捕。1931年8月17日，因叛徒陈敬斋出卖，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的干部训练班被捕。入狱后，蒋介石多次派亲信劝降，许以军政高位，均被邓演达严词拒绝。他明确表示：“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宋庆龄闻讯专程赶赴南京营救，当面斥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但蒋介石已决意铲除异己。1931年11月29日夜，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年仅36岁。

邓演达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也让临时行动委员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毛泽东曾将邓演达与岳飞、文天祥等志士并列，盛赞其“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周恩来评价他“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

革命者并未因此退却，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人接过革命旗帜，在白色恐怖中隐蔽坚持、积蓄力量。

抗日烽火中携手共赴国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中国东北，民族危机空前加剧。身陷囹圄的邓演达仍不忘致信临委会负责人，要求发动群众、对日宣战、共赴国难。1931年11月，临委会发表《对时局宣传大纲》，随后颁布“倒蒋抗日”的十条行动纲领，率先举起抗日救亡旗帜，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形成呼应。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黄琪翔亲赴前线协助蔡廷锴指挥作战，临委会组建义勇军编入十九路军补充团开赴前线，同时组织物资筹措与后方救亡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抗日主张。1933年11月，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在福建发动反蒋抗日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事变的核心参与力量，黄琪翔出任福建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章伯钧、彭泽民等也参与了政府的组织运作。

事变期间，福建人民政府主动与中国工农红军联络，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约定停止军事行动、开展经贸往来、共同抗日反蒋。这是农工党先驱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层面的第一次正式合作。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同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集中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日。正在香港坚持斗争的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深受触动，彭泽民、章伯钧等人连夜商议，决定响应共产党的号召。

1935年11月10日，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追认为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在香港九龙召开。会议正式将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确立“抗日、联共、反蒋”的总方针，明确提出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这次会议标志着这个曾经以“第三党”自居的革命政党，彻底放弃了独立于国共之外的中间路线，主动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携手救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解放行动委员会成员纷纷投身抗日战场与救亡运动，涌现出多位驰骋疆场的将领：黄琪翔临危受命，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此后又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季方、朱程等党员也分别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担任军事指挥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章伯钧、彭泽民等人则在后方联络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国民参政会成立后，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参政员与中共参政员密切配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多次联手提交提案抨击投降顽固势力，成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领导人与解放行动委员会同志往来密切。双方时常共同探讨时局、交流政见，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与坦荡胸怀，让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同志们愈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政党，是值得信赖的革命同道。

汇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抗战胜利后，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迫切渴望和平与民主。但蒋介石集团悍然撕毁《双十协定》与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将中国再次拖入战争深渊。是追随独裁势力，还是站在人民一边，光明与黑暗的抉择摆在了每一个革命政党面前。

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全面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明确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坚决反对独裁内战。更名后的农工党积极投身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与各民主党派并肩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同时在国统区开展军事策反、情报搜集等工作，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推进，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照亮了国统区民主人士的前行方向。

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通电，热烈响应中共号召；随后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明确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建立新中国共同奋斗。1949年1月，农工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正式宣告“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是农工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农工党正式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完成了从孙中山革命追随者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重要成员的历史跨越。20余年的革命实践让农工党的同志们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将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落到实处，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在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感召下，大批农工党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监视，分批从国统区、香港辗转奔赴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中国农工民主党派出以彭泽民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共商建国大计。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彭泽民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黄琪翔等一批农工党同志也走上了新中国的重要工作岗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工党党内曾一度出现“革命已经胜利，政党可以光荣结束”的思潮。1949年11月，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周恩来总理专门接见全体代表，明确指出农工党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党，强调农工党仍肩负重要历史使命，不能“无疾而终”。这番话让全体代表深受触动，也为农工党在新中国时期继续发挥参政党作用指明了方向。

至此，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农工党同志们，终于亲眼见证了革命理想的实现。孙中山毕生追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现实。

回望这段峥嵘岁月，从广州国民党一大的初心凝聚，到上海法租界的建党求索；从抗日烽火中的携手御侮，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同向同行，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始终贯穿于农工党的奋斗历程，沉淀为农工党“爱国、革命、奉献”的优良传统。农工党的同志们以毕生的坚守与求索，践行了对孙中山革命遗志的承诺，也最终找到了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奋斗的正确道路。

（作者张继超系青岛市社会主义学院教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