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7日，孙中山与廖仲恺出席广州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7周年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

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原名恩煦，字仲恺。广东归善（今惠阳）人。早年在美、日留学，一直追随孙中山。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执委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等职，为国民党元老。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遭国民党右派杀害。

1923年1月，苏俄政府特使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由于特务跟踪，孙中山派廖仲恺到日本热海与越飞继续会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

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孙中山漫长而坎坷的革命生涯中，有一批忠心耿耿、智勇兼备的追随者，廖仲恺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二人一为革命宏图的擘画者，一为革命事业的实干家，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缔结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一同在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中奋力推进民主革命事业。

真诚接受中山思想 热情投身民主革命

19世纪末，清政府腐朽不堪，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一批家境优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怀揣救国理想远赴海外求学，试图从西方制度与思想中寻找救亡良方。

青年时期的廖仲恺目睹国内吏治腐败、百姓流离，不愿困守书斋独善其身，便远赴日本留学深造，先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为其日后长期从事财政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当时日本既是近代中国革命志士的聚集地，也是各种社会思潮交锋碰撞的阵地，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在此四处宣讲主张，让初入东瀛的廖仲恺陷入思想抉择的困境。

最初，廖仲恺受维新改良思想影响较深，他大量研读改良派报刊文章，参与改良派组织的留学生座谈，寄希望于清廷统治者主动革新政体、废除苛政。但戊戌变法失败的残酷现实让他逐渐意识到，腐朽的封建专制体制早已病入膏肓，温和的改良根本无法撼动根基，更不可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但这时的廖仲恺依旧没有找到清晰的革命道路，只是陷入“改良无路、起义无序”的迷茫之中，直至结识孙中山，才真正确立人生信仰。

20世纪初，孙中山长期旅居日本，以东京为据点联络海内外反清志士，组建革命团体，宣传三民主义学说，成为海内外革命青年心中的精神领袖。

1903年，廖仲恺与妻子何香凝在东京拜会孙中山，这次会面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会面之初，孙中山系统地向廖仲恺剖析中国社会病根：封建君主专制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必须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通过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解决民族压迫、专制独裁、贫富分化三大社会问题。孙中山摒弃空谈理论，结合历次反清起义的经验教训，细致分析改良主义的致命缺陷，指出：封建统治阶级绝不会主动放弃特权，依靠朝廷变法无异于与虎谋皮；唯有发动广大爱国志士、联络会党与新军，发动全民性革命，才能彻底重构中国政治格局。

孙中山鞭辟入里的思想阐释、坚定果敢的革命意志、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深深打动了廖仲恺。孙中山后来谈及此事也说：“过日本时，有廖仲恺夫妇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余乃托以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成团体，以任国事，后同盟会之成立多有力焉。”

这次会面后，廖仲恺彻底割裂与改良派的联系，坚定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洪流。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后，廖仲恺成为最早一批入会骨干成员，担任同盟会总部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副部长，负责革命经费筹措、海外华侨募捐、革命书刊翻译印发等机要工作。孙中山十分看重廖仲恺的学识、理财能力与缜密性格，将同盟会最核心的财务大权交付于他。

彼时革命起义频繁爆发，购买枪械、联络义士、抚恤烈士家属均需要大量资金，廖仲恺奔走于日本、南洋、美国华侨社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募集捐款，精打细算统筹每一笔经费开支，杜绝浪费，为萍浏醴起义、镇南关起义、黄冈起义等武装行动提供后勤保障。除后勤工作外，廖仲恺还利用外语优势，翻译大量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著作、社会主义思潮译作，在留学生与华侨群体中传播革命思想，扩大同盟会的影响力。

在孙中山的悉心教导下，他不仅熟练掌握了革命组织的运作方式，更深刻理解了三民主义的内核，从一名迷茫的知识分子蜕变为具备理论素养、实干能力的职业革命家，成为孙中山身边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之后，为顺应议会政治的时代形势，1912年同盟会联合多个党派改组为国民党，谋求通过国会选举实现责任内阁的政治理想。但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北洋军阀建立独裁统治，国民党遭到强行解散，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革命再度陷入低谷。

此后，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斗争，二次革命和数次护法运动失败的革命实践，让二人共同认清一个残酷现实，那就是依靠旧式军阀、零散志士开展革命，难以实现真正的共和，且旧式革命组织纪律涣散、成员成分复杂，缺乏统一纲领与执行力，无法承担领导国民革命的重任。

长期的患难相伴，让孙中山确信廖仲恺是能够完全理解自己革命思想、不惧艰险贯彻指令的同志；廖仲恺也愈发坚信，唯有紧跟孙中山调整革命策略、革新革命组织，才能走出革命困局。

全力襄助孙中山改革构想 积极推进国民党改组

十余次革命斗争的挫败，让孙中山开始深刻反思。他闭门著书，撰写《建国方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等著作，系统复盘革命失败根源，密切观察国内外局势的新变化，寻找新的革命出路。

孙中山意识到，旧国民党脱胎于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党员构成鱼龙混杂，既有坚定的革命志士，也有旧式官僚、投机军阀、落魄政客，党内派系林立、各行其是，既无严密的组织体系，也无统一的行动纲领，在强大的北洋军阀势力面前不堪一击。因此，他痛陈：“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许多党员总是想做大官……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

就在这一时期，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为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全新范本；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农群众反帝反封建热情高涨，新的革命力量正在崛起。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决心对国民党进行全方位重塑，即摒弃旧式松散结盟模式，建立自上而下、纪律严明的现代政党体系；吸纳工人、农民、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入党，扩充群众基础；借鉴苏俄建党、建军经验，革新党务制度与军事制度。然而这一改革设想一经提出，立刻遭到国民党右派元老集体反对。他们固守资产阶级旧式革命思维，轻视工农力量，排斥苏俄经验，担心改组后自身权力被稀释，纷纷以“违背革命传统”“赤化政党”为由发难，消极拖延改组筹备工作。

廖仲恺在历次革命中接触到底层民众疾苦，清楚脱离群众的政党必然走向灭亡，同时认真研究十月革命经验，认可苏俄组织化革命模式的优势，是国民党改组的坚定支持者。他明确表示：“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是党的组织的问题。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还未能够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

1922年9月，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托，为深入商议联俄、联共问题，同苏俄全权大使越飞进行了秘密会谈。他们详细交换了反对帝国主义及中苏合作的初步意见，为后来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做好准备。1923年1月《宣言》发表后，廖仲恺于当年2月在日本热海饭店同越飞再次进行秘密会谈。

在一个多月的会谈当中，廖仲恺系统了解苏俄党务、军队、工农动员的实践经验，同越飞就落后国家革命政党联合工农开展革命的路径、苏俄援助国民党等重大议题充分交换意见。他完全理解和赞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更加竭诚拥护和全力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因此更加得到孙中山的信赖，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尊重。

改组一事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力阻挠，他们四处散布谣言，污蔑廖仲恺被苏俄收买、妄图颠覆国民党正统，暗中联络地方支部抵制党务整顿，甚至煽动部分老党员拒绝重新登记入党。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等11人联名向孙中山提交呈文，对容纳共产党人、学习苏俄的改组方案提出质疑与控告，使孙中山的改组计划处处受到掣肘，改革推进举步维艰。

面对这些刁难，廖仲恺一方面耐心向中立派党员讲解改组必要性，以革命屡次失败的惨痛教训说服众人；另一方面坚决执行整顿措施，清理党内腐化投机分子，严格党员登记审核标准，在广东、上海、湖南等革命基础较好的地区率先建立基层党部，树立改革样板。他日夜伏案修订党章草案、起草会议文件、接待各地党务代表，常常通宵处理繁杂事务，以极强的执行力一点点破除改革壁垒。同时，他配合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鲍罗廷沟通协调，敲定苏俄援助国民党枪械、经费、军事顾问的具体细则，为改组后的国民党获取外部支持。

经过一年多艰苦筹备，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顺利召开，此次大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最终完成，也是孙中山与廖仲恺通力协作的标志性成果。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廖仲恺是广东代表，担任大会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委员会委员，并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出席，参加会议领导工作，主导会议议程推进、议案审议、代表沟通等核心事务。

会上，通过了由孙中山主持、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阐释三民主义，并通过了廖仲恺牵头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确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将扶助工农、联合苏俄的方针写入革命纲领，推动国民党组织向工农群众开放。这套国民党在一大上确立的革命方针，后来被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经过改组，国民党从松散的精英政客联盟，转变为容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型政党，组织纪律、群众基础、战斗能力大幅提升，为后续国民大革命的开展筑牢了组织根基。

忠实奉行三大政策 努力维系国共合作

国民党一大闭幕之后，新的革命方针正式落地，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并没有就此消弭，右派势力持续对大会决议发起挑战，反对容纳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的声音此起彼伏。

从1924年3月开始，刘成禹、冯自由、谢英伯等人陆续向孙中山控告共产党。1924年6月18日，邓泽如、张继、谢持三人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他们无端声称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会分化破坏国民党组织，在党内灌输共产主义思想，颠覆三民主义信仰，要求彻底断绝同中共的合作关系。弹劾案抛出之后，上海、北京、汉口、广州、香港等地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纷纷响应，四处散布反共言论，蓄意制造两党摩擦，刁难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干部，百般阻挠各地工农运动的开展。

孙中山多次召开党内会议公开驳斥各类反共论调，反复阐释一大决议、国共合作对于国民革命的重大必要性。但是国民党右派派系盘根错节，势力深厚，很多人表面服从总理命令，却在暗地里处处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局势之下，廖仲恺凭借自身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以及孙中山对他的绝对信任，主动挺身而出，承担起落实大会纲领、协调两党关系、压制右派破坏行为的重大职责。他毫不动摇坚守国民党一大定下的革命方向，公开表示：“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

在日常党务工作中，廖仲恺大量任用共产党员担任部内干事，比如委任共产党员冯菊坡主持广东工人运动、彭湃协助开展农民运动，放手支持共产党人深入工厂、乡村发动群众，组建工会、农会组织，开展罢工、减租反霸斗争。当右派党员造谣污蔑共产党员“借机夺权”“煽动暴乱”时，廖仲恺当众出示工农运动成果，列举工人、农民加入革命队伍扩充革命力量的实例，驳斥不实言论，保护中共党员合法工作权利。

在黄埔军校的筹建与运营过程中，廖仲恺全力配合孙中山，积极支持周恩来、聂荣臻等共产党人担任军校政治教官，推动建立革命政治教育体系，着力打造区别于旧式军阀部队的新式革命军队。黄埔军校繁重的经费筹措、物资补给、后勤保障全部由廖仲恺统筹负责，他多方协调物资款项，排除各方干扰，为国共两党培养大批优秀军事骨干创造稳定良好的条件。

在“扶助农工”政策落地层面，廖仲恺出台一系列地方性政令，保障工人最低工资、农民租地权益，废除部分封建苛捐杂税，切实改善底层民众生活，调动工农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他深入广东乡村考察农民生存现状，走访工矿企业倾听工人诉求，将群众诉求整理上报孙中山，转化为具体革命政策。

正是依靠这一系列脚踏实地的有力举措，一大确立的革命纲领不再仅仅停留于纸面上的宣言，而真正在广东革命根据地落地生根，国共合作的氛围日渐浓厚，国民革命的热潮在中国南方蓬勃兴起。

1924年下半年，国民党右派集结力量发起多次反共挑衅，制造舆论攻势逼迫孙中山放弃合作政策。廖仲恺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与右派公开辩论、据理力争，多次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驳斥分裂言论，坚决维护既定合作路线。1924年冬，孙中山离开广东这一国民革命大本营之后，广州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变得愈发嚣张，四处伺机破坏国共合作，图谋篡夺广东地方政权。留守广州的廖仲恺在缺少总理坐镇的艰难条件下，独自扛起守卫革命根据地、维系两党合作大局的千钧重担。他严密监视右派各方的异动，全力维持广东地区军政、党务、工农运动全局的稳定。

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病逝，临终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孙中山的离世，让国共合作失去最核心的权威纽带，国民党右派更加肆无忌惮，加紧策划清除左派与共产党人，革命统一战线岌岌可危。

此时的廖仲恺化悲痛为力量，以孙中山遗志继承者自居，多次召开纪念大会宣讲三大政策，重申坚守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严厉警告右派不得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愿。他成为革命左派阵营的核心领袖，也因此成为右派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招致杀身之祸。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偕同何香凝前往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会议，刚刚抵达党部大门，就遭到预先埋伏的枪手枪击，身中数弹当场身亡，年仅48岁。

廖仲恺遇刺一案，背后牵涉国民党内多重右派势力，是革命与反革命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廖仲恺牺牲之后，宋庆龄、周恩来等革命人士继续继承孙中山、廖仲恺共同确立的革命路线。但是此后随着蒋介石、汪精卫一步步窃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右派彻底背叛一大的革命理想，接连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这位追随孙中山20余年，从思想信徒成长为革命栋梁的实干家，最终用生命兑现了与孙中山共同救国的誓言。廖仲恺遇刺，是孙中山与廖仲恺革命同盟的悲壮落幕。回望二人相交的全过程，孙中山是理想的提出者、道路的开辟者，以宏大视野不断调整革命战略，突破旧式革命桎梏；廖仲恺是理想的践行者、道路的铺路人，以坚韧意志化解现实难题，将蓝图变为现实。从留日时期的思想启蒙，到改组国民党重塑革命肌体，再到维系国共合作凝聚革命力量，二人分工互补、同心同德，共同推动中国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迈向国民革命的新阶段。

历史证明，孙中山的革命宏图，离不开像廖仲恺这样的纯粹革命者的执行；而廖仲恺一生的奋斗与牺牲，根源在于孙中山为其点亮的革命信仰。一擘一画、一做一行，孙中山和廖仲恺共同书写了近代仁人志士救国求索的悲壮篇章，也永久镌刻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册之中。

（作者胡鹏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方娜，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