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古老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十分灿烂的中华文明，古代中国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主权丧失、领土割让、经济凋敝、教育落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一具有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口号，而赶超西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的“第一等强国”，便成了孙中山一生的期望和追求。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曾反复劝说李鸿章，要他相信，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中国所具有的优势，即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只要虚心向西方学习，不要20年的时间，中国“必能驾欧洲而上之”。继《上李鸿章书》后，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讲道：“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到了晚年，孙中山的这一思想越发强烈。1923年，他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告诉广大听众，只要中国人奋发图强，同心同德，“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孙中山“赶超西方”思想，有充分根据。首先，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曾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早在清末，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就曾对比过中国和世界强国：日本不过四川一省之大；美国的国土面积虽大于中国，但人口则只有八千万；英国只有区区海上三岛，其余都是零散的属地；德、法、意诸国虽称强于欧洲，但无论人口还是土地都不如中国。通过比较他得出结论：“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其次，中国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径直将发达国家中最先进的东西学习过来，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只要中国人民能“举国一致”，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大力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人才和技术，“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驾欧美矣”。

孙中山开列了具体措施：首先，振兴实业。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因此，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振兴实业。孙中山曾经指出：“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所以，“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只有实业振兴了、经济发展了，赶超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其次，发展教育。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认为，“泰西诸邦崛起近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教育，所以中国要改变自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兴办学校，“以培育人才为急务”。1895年，他又把“立学校以育人才”写进了《兴中会章程》。孙中山认识到，科技发展、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是教育，中国之所以落后，最根本的就是教育的落后，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使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再次，国防建设。自出生以来，孙中山先后经历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华战争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预，孙中山对国防建设之重要性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曾在文章和演说中一再强调，只有建立起真正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安全，从而为民族复兴提供必要的和平环境和保障。

除了振兴实业、发展教育、重视国防外，他尤其重视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在政治上，一方面他提出了民权主义，主张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民主共和政体有弊端和缺陷，提出了“五权分立”思想，也就是把考试从行政中分出，监察从立法中分出，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各自独立、互相监督。在社会上，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先进即先进矣，但“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于是提出了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内容，在清末是“平均地权”，在民初又加上了“节制资本”。民生主义可以说是孙中山最具特色的思想之一。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曾无不自豪地写道：“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在孙中山之前，魏源、冯桂芬、陈帜、康有为等人虽然也曾表达过相似意愿或想法，但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论述过相关问题，也没有形成和提出相关思想。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思想，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孙中山当年所描绘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蓝图逐渐变成了现实。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郑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