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办公的情景。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前往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

武昌起义都督府

1905年8月20日，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各省纷纷响应，迅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但因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不在国内，革命成果又被袁世凯窃取，从而引发一些争议。

辛亥革命到底是谁领导的？为什么让位给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成败如何评价等。本文试图从结构性困境与政治博弈等维度，审视孙中山让位的历史逻辑，剖析有关历史动因。

武昌首义打响 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近代中国风云变幻，内忧外患交织，封建统治腐朽没落，西方列强侵略不断，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先进分子为寻求救亡图存道路进行了不懈探索。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主义宣告破产，孙中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引发湘、鄂、粤、川等省的保路运动。清政府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武昌防务空虚，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武汉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中心，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大兴实业的同时，编练了两镇新军。革命党人广泛联络新军和会党，积极发展革命力量，成立了共进会和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新军中有近1/3的士兵加入文学社、共进会，起义条件初步成熟。1911年9月14日，同盟会湖北分会主持人居正和共进会、文学社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等人集会，一致同意联合组织武装起义。

9月16日，居正到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汇报武昌起义筹备情况，然后赴香港向黄兴汇报。黄兴表示愿前往主持起义工作，但因军费尚待解决，急电在美洲的孙中山设法筹汇。孙中山接到电报后，在美洲各地积极奔走筹款。

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农历中秋节）发动起义，成立起义临时总指挥部，推举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公为总理，并联络湖南革命党人配合起义。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函告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起义。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制造炸弹不慎爆炸，孙武受伤送往医院。俄国巡捕闻声而来，准备起义的旗帜、文告、印信、名册等被搜走，移送武昌官署，起义计划泄露。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关闭城门，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被捕遇害，蒋翊武逃离武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当晚发动起义。

第八镇工程八营后队正目、该营党人总代表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起义队伍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随后各营革命士兵纷纷响应，推举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军占领总督署，湖广总督瑞澂仓皇出逃。革命军士气大振，相继收复汉阳、汉口。

武汉三镇光复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推举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响应，并致电黄兴、宋教仁等来鄂，电请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

武昌首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点燃了全国革命的烈火，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迅速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一个多月时间内，先后有鄂、湘、陕、赣、晋、滇、浙、苏、贵、皖、桂、闽、粤、鲁、川等15省及上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清王朝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同盟会员领导武昌首义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不在国内。武昌起义也不是同盟会总部直接发动的，而是湖北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率先发动的。但全国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因为其他省的武装起义多是同盟会员领导的。应明确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两个概念的关系，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全国的辛亥革命支持了武昌起义，巩固了武昌起义的成果。

思想是革命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思想影响下爆发的。如果没有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传播，就不会有武昌起义的爆发。孙中山创立了兴中会、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主的三民主义，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广泛联络革命力量，连续发动武装起义，为推进民主革命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三民主义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广大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幸福的愿望，因此受到了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在内的一切民主派的拥护，成为革命党人战斗的口号和团结的旗帜，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指导思想的作用，为武装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盟会成立后，在国内外建立支部和分支机构。设立本部于东京，国内分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其中中部支部设在汉口。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推定各省主盟人，吸纳大量青年学生、新军士兵加入革命阵营，为武装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从1895年广州起义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先后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为武昌起义的爆发积累了经验。

文学社和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将活动重心转移到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流域。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委托居正主持成立湖北分会，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联合发动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领导人居正、刘公和孙武都是同盟会员，文学社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和刘复基也是同盟会员。起义后不久，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与宋教仁等抵达武汉，黄兴临危受命为武汉革命军总司令，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

孙中山巩固了辛亥革命成果。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领导武昌起义，但对起义并非不知情。他在《有志竟成》中记载，起义前十余日，已在途中接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当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路上，但密电码本随着行李先行运送到了丹佛市，一时无法译出。直到10月11日到了丹佛市才翻译出来：“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10月12日，孙中山从报纸上看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

孙中山看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并没有选择立即回国，而是回电指示黄兴赴武汉领导革命军作战，自己暂留国外，致力于外交活动，争取对新政权的支持。孙中山先后访问美、英、法等国政府要人，英国外交大臣和法国外交部长都表示“保持中立”，四国银行团表示停止借款清廷，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

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当晚，召开同盟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决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选举会议，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选副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孙中山任职时间虽短，却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孙中山不是武昌起义的指挥者，但是辛亥革命的思想引领者、组织奠基者和精神领袖。

孙中山践诺让位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北方的清政府并未消灭，还有十几个省尚未光复，出现南北两个政权对峙时期。如何结束对峙局面，无外乎两种办法，一是通过北伐，消灭北方反动势力；再就是通过南北和谈，完成全国统一。当时，包括大多数革命党人在内都反对北伐，赞同议和。孙中山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在武力北伐不可行的情况下，借助袁世凯逼宫退位、实现革命核心目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政府，实现全国统一，是代价最低、见效最快的捷径。

这一策略也是大多数革命党人的共识。早在1911年11月10日，黎元洪便向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刘承恩和副官蔡廷干承诺“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黄兴也复函袁世凯：“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袁世凯因而暂停进攻，双方互派代表议和。

1911年12月2日，各省代表联合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作出“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12月18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举行，双方签订五项条款，其中第三条为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12月28日，各省代表召开会议，讨论选举总统事宜，一致认为“如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以符本会议之诺言”。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在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致电袁世凯：“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誓词》中宣告：“至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这一誓词成为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公开承诺，影响着临时政府的信誉和社会公信力。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再次致电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南北双方继续议和，孙中山复电承诺：“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让位的书面承诺后，便开始了兵谏逼宫活动。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颁布退位诏书。2月13日，孙中山在接到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电文的当天即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交辞呈：“现在清帝退位……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并举荐袁世凯为继任人选，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从制度逻辑看，践诺是一种政治行为的选择，孙中山的让位首先是对承诺的履行，而非简单的妥协。当然，对于践诺带来的后果是始料未及的。因为历史是过去式，是没有如果和假设的。至于历史后来的轨迹变化，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这种尊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参议院决议依法让位、信守承诺的契约精神是值得尊敬的。

孙中山让位的原因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仅仅40余天，便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举荐袁世凯继任。这一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政治抉择之一。

细究历史情境，孙中山的让位实为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复杂抉择。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不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造成的，也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客观原因造成的不得已的结果。

孙中山让位是南北军力悬殊之下的选择。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手握清政府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掌控着当时最精锐的北洋六镇嫡系部队，在军力上占有明显优势。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并无意真打，如果胜了，他当不了总统，只能扶持6岁的小皇帝俯首称臣；如果败了，更当不了总统，只有和为上策，利用北洋军逼迫孙中山让位，利用北伐军逼迫小皇帝下台。采取“养敌自重”战术，一箭双雕，让南北和议和王亲贵族们就范。

就在北洋军一举攻陷汉口、汉阳，大炮架上龟山，武昌都督府中炮起火，黎元洪逃离武昌时，袁世凯却连发7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抓住有利时机加紧“和平”攻势，通过各种途径要求停战议和，以便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攫取全国政权。而独立各省的民军互不统属，装备落后，军事实力远逊于北洋军。南京政府实际上并无一支真正由革命派直接掌握的、具有统一指挥体系的强大军队。

孙中山坦言：“吾人虽得多数省份，然无真正可用之兵。”在军力悬殊情况下，战胜北洋军并无胜算。而通过和谈，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实现共和的目的，未尝不是善之善者也。尤其是在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旧官僚张骞、汤寿潜、程德全等要员反对北伐，独立各省也无意北伐。同盟会内部议和主张也占了上风。汪精卫当面质问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中山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公开宣布赞成共和，就立即辞职，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让位是财力所限之下的选择。南京政府成立后，政权运转与军费开支庞大，但各省各自为政，关税与盐税均掌握在列强手中，财政匮乏，国库空虚。30万军队无饷可发，每天到陆军部索饷者不下数十起，陆军总长黄兴为军饷问题急得吐血。安徽都督派人到南京来要钱，孙中山批示拨款20万，但国库中仅剩10块大洋。前线粮饷奇缺，部队停滞不前。发行中央公债1亿元，结果只卖出500万元，无法保障军费和政府运转，外国政府又拒绝借款。孙中山虽有北伐宏愿，但因财政拮据、借贷无门，不得不议和让位。

孙中山让位是外交压力之下的选择。南京政府成立后，希望得到列强承认，但各国以“中立”为由拒绝承认和提供贷款。袁世凯凭借其在清末新政中积累的政治声望以及与列强的良好关系，成为列强眼中能够稳定局势、保护其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人。列强在财政上封锁了南方革命军占领下各口岸的海关税款，使临时政府无法动用这笔财源，外交上的孤立构成了巨大压力。

当然，孙中山也可以不让位，但势必会造成战乱或南北分裂，这与他坚决反对军阀分裂割据，坚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和国家完整统一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作者孙继业系全国政协常委、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