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坐标，深刻阐释了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兴衰演替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客观规律。毛乌素沙地跨越千年的历史变迁——从水草丰美的沃壤到流沙肆虐的荒漠，再到绿意盎然的绿洲——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中国实践样本。而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及其乌审旗，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绿富同兴”的三重跨越，为“生态兴衰论”提供了最为完整、最为鲜活的实证链条。

毛乌素沙地的历史变迁

毛乌素沙地地处黄河中游，横跨内蒙古、陕西、宁夏三省区，总面积约4.22万平方公里。考古发现，这一地区自古便是适宜人类居住的文化之地，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乃至新石器时代，人类便在此繁衍生息。然而，由于历代战乱破坏和过度垦殖，毛乌素的生态面貌逐渐恶化。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农牧业生产方式的反复拉锯中逐步累积而成。

近年来的考古地理研究为此提供了量化证据：秦汉时期大规模移民与农业垦殖即已扰动了沙地的生态平衡；魏晋至隋唐时期，畜牧业逐步取代农业成为主导生计方式，人口与牲畜规模始终维持较高水平，叠加干旱气候和脆弱的地理环境，显著加速了由气候驱动的沙漠化进程。

唐朝是毛乌素地区沙漠化演变的真正转折点。长期过度的轮牧制度严重破坏了天然草原生态系统，导致毛乌素沙地的初始形成。到了晚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史书首次明确记载了朔方节度使治所一带“飞沙堆积形成沙丘，高达城墙”的罕见沙尘暴灾害，这标志着毛乌素沙漠化进入了实质性扩张阶段。

到了明朝，流沙不断越过长城向东南扩散，明朝政府每年都要耗费巨资进行“扒沙”工作，但收效甚微，最终不得不将榆林城向南迁徙以躲避风沙。明代在毛乌素沙地南缘修筑的大边长城和二边长城，其防线走向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长城的频繁修葺与迁移，本身就是流沙南侵的直观见证。

清朝初年，政府曾对毛乌素沙地一带实行严格的封禁政策，设立“禁留地”。但随着内地人口膨胀和土地兼并加剧，清政府被迫逐步放宽限制。特别是清末为维护统治，实行“放垦蒙地”“移民实边”政策，大量内地农民涌入生态脆弱的鄂尔多斯地区。这种不加节制的开垦彻底破坏了地表植被，土地利用方式从游牧向旱作农业的急剧转变，诱使毛乌素沙地东南缘土地沙化急剧加剧，最终形成了耕地与流沙交错分布的荒漠景观。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乌素已发展成总面积4.22万平方公里的大沙漠，流沙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鄂尔多斯市的遭遇尤为惨烈。20世纪50年代，全市森林覆盖率仅为3%左右，植被覆盖率不足30%，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占国土面积九成以上。“黄沙蔽日，飞鸟绝迹”“风沙埋了房，羊儿跳上梁”——这些顺口溜，字字浸透着沙区百姓的辛酸。

毛乌素的衰变过程深刻揭示了一个规律：当人类活动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当开发模式背离自然规律，生态退化必然引发经济衰退、社会凋敝乃至文明式微。正如恩格斯所警示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绿进沙退与文明复兴

自20世纪50年代起，毛乌素沙地开启了长达70余年的系统性生态治理历程。这一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艰难探索期（20世纪50—70年代）。1950年，陕西省政府制定“营造陕北防沙林带”规划；1958年，内蒙古乌审旗乌审召的牧区妇女宝日勒岱带领60多名青年组成治沙突击队，喊出“向沙漠要草、要水、要料、要树”的口号，封固10万亩流动沙丘，将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葱郁牧场，总结出“穿靴戴帽”“围封草场”等治沙经验。

加速推进期（20世纪80年代—2012年）。随着“五荒到户、谁造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等政策出台，农牧民迸发出包地治沙的澎湃动力。1985年，殷玉珍嫁到乌审旗无定河镇井背塘，从此开始了长达40年的治沙征程，累计种下800多万棵树，将7万亩荒沙变成绿洲。牛玉琴、石光银等治沙英雄涌现，全国首创的飞播造林技术从乌审旗、榆林向全国推广。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等国家重点工程相继启动，治沙工作进入全面加速阶段。

系统提升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思路，2023年6月，鄂尔多斯率先打响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在库布其沙漠北缘，一条沿黄河420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全线贯通，将黄沙牢牢锁在黄河南岸；一道规划总长400公里、总装机1亿千瓦的“光伏长城”拔地而起，已建成1284万千瓦，实现光伏治沙80万亩。截至2026年，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治理率突破85%，库布其沙漠治理率达到50%，全市森林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至26.7%，植被覆盖率超过80%。

这一历史性逆转也得到了量化印证。陕西师范大学研究团队依托谷歌地球引擎平台和多源遥感数据，构建了1986—2020年毛乌素沙地高精度土地利用与植被覆盖数据集，发现35年间沙地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69.45%，平均植被覆盖度提高26.98%，其中榆林贡献最大，荒漠化分布重心逐步向远离人口聚集区的西北方向退缩，据此判断毛乌素沙地荒漠化已基本实现逆转。另有归因研究显示，2000—2019年毛乌素沙地植被变化中，造林等人工措施的相对贡献约为58%，气候因素约为42%，生态工程是沙地“变绿”的主导力量。

毛乌素实践的多维验证

经过70余年的接续治理，毛乌素沙地实现了从“不毛之地”到“塞上明珠”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带来的不仅是生态改善，更是文明的全面复兴。

生态文明复兴：实现80%以上的治理率，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有效治理。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面清零的省份，群众不再受风沙侵扰，人居环境根本改善。

经济文明跃升：乌审旗图克镇乌兰什巴台村，这个曾经风沙肆虐、60%村民外出谋生的“空壳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刘二飞带领下，将沙柳平茬后加工成清洁燃料，辐射带动2000多户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全村农牧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8年的1.2万元增加到2024年的3万元。

制度文明创新：从“五荒到户”到“企业﹢基地﹢农户”的土地流转经营制，从碳汇交易到生态补偿，一系列制度创新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乌审旗推行的“以工代赈﹢先建后补”治沙机制，2024年共有7100余名农牧民通过参与生态建设获益，就近带动农牧民增收9000万元以上。鄂尔多斯市率先倡议跨区域联防联治，成功举办4省5市14旗县毛乌素沙地联防联治协调推进会，签署五地联防联治框架合作协议，全面建成蒙陕宁界35.5万亩联防联治工程，打造了“三北”地区跨省域协同治理的示范样板。

精神文明传承：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牛玉琴、石光银等治沙精神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品格的生动体现。“90后”返乡大学生敖日格乐从父辈手中接过治沙接力棒，十余年来带动周边近40户牧民种植沙生植物2.8万亩。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绿色接力在鄂尔多斯从未中断。

民族团结深化：毛乌素沙地的生态治理始终是多民族共同参与的事业。历史上，匈奴、鲜卑、突厥、党项、蒙古等民族与汉族在此交融共生；当代治沙实践中，各族群众携手奋战，共同守护绿色家园。乌审旗绿化委员会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这正是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相互促进的生动体现。

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毛乌素沙地的千年变迁，是一部浓缩了的“生态兴衰论”教科书。它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科学论断的真理力量。

“生态兴衰论”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为文化根基，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全新理念。这一理念告诉世界：人类文明的未来不在于征服自然，而在于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在于单向索取，而在于生态与文明的良性互动、协同进化。

其治理经验——包括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科技创新驱动的科学治沙路径、“治沙致富并重、增绿增收并举”的绿色发展理念——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这充分证明，生态退化并非不可逆的历史宿命，只要遵循自然规律、坚持系统治理、久久为功，人类完全有能力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实现文明的再度兴盛。

如今，建设生态文明已上升到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高度。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首次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将其核心要义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双碳”目标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毛乌素沙地正在探索“光伏治沙”“林草碳汇”“生态产业化”等新路径，为全球生态脆弱区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范例。这也启示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需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的长期事业，既有“清零”的喜悦，更有“动态清零”的警醒。流动沙地“清零”不是终点，而是防沙治沙步入新阶段的新起点。只有久久为功，才能以实干创造更多“毛乌素式”奇迹。

面向未来，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生态兴衰论”的科学规律，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发展道路，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