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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国民外交实践

2026年11月18日 08:49  |  作者:孙东霞  |  来源:人民政协网-人民政协报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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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的《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大钊对北洋政府的外交表现深为愤懑,他积极投身国民外交实践,反对政府秘密外交,主张将“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推动中外爱好和平的民众建立联结,为制衡强权外交、凝聚反帝国主义共识开辟渠道。

求学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

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该校深受日本教育模式的影响,政治、法律学科的教员中有较多的日本学者。读书期间,李大钊同吉野作造、今井嘉幸两位日本教员结成了良好的师友关系。吉野作造主张民本主义,倡导政党政治,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今井嘉幸十分关心中国的民主革命状况,同情中国革命,主张建立日中亲善联盟。在与两位日本教员的接触中,李大钊感受到国民外交区别于政府外交的独特力量。

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就读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其间,他除了利用报纸杂志等媒介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外,还积极参与学生社团和各类研究学会,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李大钊虽身在日本,却十分关注一战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外交表现。1915年1月,日本抛出“二十一条”,李大钊以其强烈的政治敏感性,迅速将政治关注点转移到外交问题——尤其是中日国民外交上来。

1915年2月,李大钊在日本东京代表留日学生总会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号召国人抗争。同时,他积极参与留日学生总会组织的干预外交、共御外侮的活动。全体留日学生无不以“二十一条”为亡国之痛,迅速组织开会,商得五项办法,“(一)电政府力拒日人要求并请宣布该条件内容;(二)发布印刷物警告父老;(三)自国民立脚点,对于友邦发表国人所持之态度;(四)派遣代表回沪组织暂时机关,联海内外爱国之士,合筹对外方法;(五)筹备全体学生回国之事,以备有事时不致临时张皇”,准备奋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系列行动,是李大钊投身国民外交实践、以民间力量监督政府对日交涉、凝聚民众御侮共识的集中体现。

反对秘密的政府外交

李大钊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指出:“外交黑幕,捭阖纵横;坛坫樽俎之间,乃不得不有所迎拒以图一时之牵制。”一战的阴云使得国际社会为外交黑幕所笼罩,民众对政府的外交活动难以准确地了解和判断,出现了“内外报章,虽各间有传载,亦东鳞西爪,莫辨虚实”之状况。

1915年5月,北洋政府同日本签订《民四条约》,基本上满足了日本“二十一条”的部分内容。李大钊于6月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对一战以来日本对华野心和攫取特殊利益的行为进行梳理,揭露了北洋政府存在的秘密外交行为,指明秘密外交的结果是“吾国竟屈于敌,震于其强暴无理之最后通牒,丧失国权甚巨,国将由此不国矣!”

一战结束后,国际外交活动集中于解决战后问题,中日密约问题尤其受到国民关心。李大钊遂于1919年2月16日公开发表《秘密外交》一文,赞同俄、美所提出的禁止秘密外交主张,表明了反对秘密外交的坚定态度。

彼时,社会各界纷纷成立外交后援会、后盾会、商榷会、研究会等团体,民众的外交参与意识也明显提高。但受严峻外交形势及调和思想影响,李大钊在主张反帝外交的同时也主张缓和北洋军阀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他主张国民外交“为政府之盾”,认为民众的外交参与要以支援政府为目的。因此,当外交后援会等团体纷纷成立时,李大钊提出当时的中国外交取得胜利的关键不在战场和军事,而在于加强外交知识和辨别国际局势的能力。这样来看,外交研究会是最合适的形式,能够研究外交实情,以此为政府之辅导,而“后援会、后盾会、商榷会者皆嫌架空,不如研究会者之较为踏实”。

李大钊的这种调和思想在五四运动前达到顶峰,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便很快被政治现实击破。此后,李大钊逐渐转向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号召民众先行组织起来推翻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才能进一步实现反对帝国主义、与国际社会平等外交的理想。

区别“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

将“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是李大钊打开同帝国主义国家开展国民外交大门的一把钥匙。

在李大钊的思想转向“联苏反帝”后,其对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热情依旧如初。李大钊反对帝国主义对华强权的出发点是基于维护“人”的利益诉求,他认为,应对帝国主义对华强权的方式,包括通过各国国民的沟通与联合,打击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在联苏反帝的政府外交构想之外,李大钊还主张实施同各国爱好和平之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民间交往。在1920年4月发表的《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中,李大钊就明确提出了中国、朝鲜、日本的青年应“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世界的强权主义。

在五四运动的反日热潮中,李大钊与吉野作造共同搭建了中日民间交往的桥梁。吉野作造认为,为了调和中日纠纷,“两国大学的教授学生间应开一交通的道路”。这一想法得到了李大钊与北京大学教授们的一致赞同。1919年6月15日,李大钊致信吉野作造,表明此次中国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反对侵略主义、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公正的国民绝无丝毫的恶意”“我等日日祷望黑暗的东方发现曙光,故亦日日祷望军阀的日本变为平民的日本,侵略的日本变为平和的日本,黑暗的日本变为黎明的日本”。李大钊认为改造中日关系的中坚力量在于两国的青年,期盼“两国的青年可以握手提携,改造东亚,改造世界”。

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中日学生互访终于顺利实现。

1920年,中日以游学团形式开展学生互访。5月,北大游日学生团赴东京,与日本多个进步团体及吉野作造、河上肇等学者交流,举办演说会探讨中日亲善问题。8月,日本亚细亚旅行团访京,李大钊促成其与北大学生联合会座谈,共议青年责任。这场以文化交流为名义的民间往来,触及中日外交与世界政治议题,是中日国民外交的重要实践。李大钊进一步认识到,帮助民众区别“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关系和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他主张联系各国爱好和平的民众,联合成更大的力量,以共同反对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

李大钊站在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立场上的国民外交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作者孙东霞系华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本文系2026年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以河北红色展馆为载体的‘学、研、讲、演’思政课实践创新品牌建设与推广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6GJJG209)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杨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