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男

　　9月3日晚，《胜利与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登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国国家元首与各界代表人士一起观看了演出。当一阵阵掌声响起，作为这台晚会戏剧导演的我，也难以遏制激动的心情。

　　话剧是我的本行，是我最熟悉的艺术形式。虽然以往也曾导演过音乐剧、音乐话剧、戏曲等歌舞元素较多的剧目，但此次以合唱和大型歌舞为主要形式的大型晚会对我而言，却是一个崭新的舞台，也是国家级的大型晚会中首次将话剧导演置于如此重要的主创位置。纵观整台晚会，只有一个情境朗诵《松花江上·抗联英雄》贴近戏剧表演，此外再无其他语言类节目，而我们的任务则是要在所有节目中，将戏剧性贯穿到底，那么，该如何将戏剧性渗透到其他十几个歌舞类节目？在主创团队酝酿节目架构时，总导演组提出，可参照“大歌剧”的格局样式。这一个“剧”字，让我眼前一亮，似乎有路可寻了，“大歌剧”不也是“剧”吗？中国的戏剧，本没有话剧而只有戏曲，国学大师王国维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式戏剧的本质，也道出了歌舞与戏剧的血缘，歌也罢，舞也罢，唱念做打等等一切技艺手段，都是为了演好故事。即便是独立的一首歌曲、一段舞蹈，在轻歌曼舞、壮歌劲舞之中，又何尝不是在讲一个个故事？就这个意义上说，在表演艺术中，戏剧性无处不在，也大有可为。于是，茅塞顿开，峰回路转，创作进入了我所熟悉的戏剧领域。此刻，脑海中浩如烟海的各种经典歌曲，仿佛变成了一颗颗璀璨的珍珠，而“故事”的内核和“剧”的表现形式则如同一根丝线，将一颗颗珍珠串起。

　　既然是剧，就离不开几个要素：人物、情节、线索。导演组在经过了漫长的论证后，最终决定塑造一个贯穿的人物形象———一位胸前挂满军功章，经历了70年前那场伟大战争洗礼的老兵，整台晚会以他的思绪为线索，由他引领观众的视角。他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围绕这三个问题，以诗化的艺术语言不断填充和丰满这个人物形象，回答观众的心理期待，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在反复构思和编创后，结构逐渐成形了：在今天的胜利广场上，一位老战士来到一组抗战烈士铜像前，深情地注视着雕像，仿佛那就是自己当年的战友们。他从一个雕像手中取下一只冲锋号，辨认出，这就是自己当年在战场上吹响的那只军号！历史在刹那间回溯到70年前那场血与火的生死搏斗……

　　与此相呼应的是，在抗战的胜利日，我们又安排老战士在广场上，与自己当年的老战友重逢，那是阔别数十年的经历过生死后的重逢。“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广场上的礼兵们擎出十面战旗，上面书写着十个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部队番号。老兵们在彼此相认后，纷纷走向自己当年战斗过的集体的番号前。主线老战士从怀中取出一面早已被战火燎烧得残破不堪的军旗，上面依稀能辨识出“英雄连”的字迹，他把这面战旗高高举在胸前，在这一刻，老人流下了英雄泪，最大的荣誉也莫过于此！

　　有了人物，有了贯穿线索，有了漂亮的开场，由《怒吼吧，黄河》、《松花江上》等民族危亡时刻的吼声中揭开了第一篇章。接下来，编导组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延安颂》、《抗日将士出征歌》、《太行山上》四首歌曲串联一起。在歌声中，一位陕北老大娘，迈着蹒跚脚步迎接北上抗日的红军，当将士们将要出征时，她又毅然把两个儿子都交给部队。儿子们接过母亲亲手做的布鞋，噗通跪地，挥泪壮别；在歌声中，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送郎上战场，大庭广众下两人却羞怯地不知说些什么好。妻子送上一只亲手绣的红色荷包，丈夫欣喜地收下，偷偷亲了亲妻子的面颊，小媳妇脸色羞红，丈夫一个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归队出发了……原本“母送子、妻送郎”6个字，在这样的编排下，变得生动有机。这几段情节，没有一句台词，而我们却给演员铺设了大量的潜台词，让他们真的交流起来，这些跃动的形象，共同组成了一幅充满生活质感的历史画卷。

　　第二篇章中的《游击队之歌》，早已脍炙人口，每个观众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加之以前已经有了大量优秀的演出版本，怎样才能做到既不重复别人又要有所突破？编导们颇费心思。副总导演王晓鹰提出，要打破以往“小合唱伴歌舞”的惯例，而依照戏剧的形式，给登场的每一个人物都安排角色，并把空间设置在新四军战斗间歇露营的场面，其中还要穿插故事情节。我们经过几番打磨，一首崭新的《游击队之歌》诞生了：露营地中，得胜归来的战士们正在休息，一个对日寇怀着深仇大恨的孩子冲了过来，要抢过一支歪把子机枪，去打鬼子。游击队长审视着这个“小兵张嘎”似的孩子，循循善诱，告诉他我们是怎样的一支队伍，抗日不是报一家之仇，而是为了解救国家和民族。游击队员、卫生员、民兵队长等角色也纷纷和孩子交谈，合唱的歌词变成了音乐剧式的唱词，在人物的交流中，孩子本能的复仇冲动升华为革命意志和信念，战士们授给他一顶军帽和一杆枪，“小兵张嘎”终于成长为一名年轻的游击队员，打响了人生的第一枪。《游击队之歌》有故事了。

　　第三篇章中的《红纱巾》是此次晚会少有的新创作歌曲，也是唯一的通俗类歌曲，讲述的是美丽的少女嘉丽娅冒死深入虎穴劝降日军的事迹。那已是年代久远的事了，我们着意强调战争与和平的巨大反差，将规定情境安排在当今时空中，白发苍苍的老战士给孩子们讲起过去，在他的回忆里引出嘉丽娅的形象，那也是个单纯、快乐的孩子，见到路边的小花都会俯身去闻一闻。而为了她的父老乡亲免遭杀戮，为了和她一样年轻的孩子们都有美好的未来，17岁的花季少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历史的天空留下一条飘动的红纱巾。

　　回观整个晚会的创作过程，是艰辛的，对我来说也是大有收益的。戏剧化、情境化的创作，在此次晚会的编创过程中，发挥了它独有的魅力，如水银泻地般渗入到每个节目中去，成为了区别于以往晚会等大型活动的一大突破性的亮色。实践证明，紧紧地抓住人物和情境，将戏剧之美融入歌舞之中，让人物的行动不断推进情节的发展，作品便形成了一张网，在这张网的包裹之下，是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故事。故事的情节可长可短可大可小，但是在精彩的故事里，永远不可缺少的是人物和情境。像《松花江上·抗联英雄》这样的语言类节目，自有其文本优势，可以大胆运用话剧的人物塑造和舞台意象化的表现手段，而像《抗日将士出征歌》等以歌舞为主要表现的形式的节目中，以大面积色彩铺底，却又必须力戒空泛的场景陈列，一定要找到具体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并为人物拎出一个动作线，只有积极的行动，才能使人物形象立体、生动。当然，一个作品的冲击力，不仅仅是外化手段上的绚烂多彩，表演技巧上的高超，这些都是必备条件，而在最后，能够直击人心的，还是作品内核里蕴含着的强大的情感。导演要求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交流，都必须摒弃常规化的“值班动作”，特别是有了具体角色的舞蹈演员，他们不再是只具陪衬色彩的“伴舞”，而与独唱、领舞演员同样是跃动于舞台上的人物，导演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寻找自己的角色最真实的情感，并找到准确且独一无二的情感表达方式，摆脱“形体上积极、心理上空洞”的被动状态，将角色的情感转化为最生动的外部动作。在真情实感的支撑下，一切行为都将是生动的、美的，因为，它是属于情境、属于人物的。这也正是话剧导演参与歌舞节目创作的意义的所在。

　　（作者系著名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