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一生的道路，也许是上一个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寻找自己道路的一个缩影。“老舍会的东西很多，京戏、相声、大鼓、快板……他的写作更是百科全书。他们那代人，既有传统，也有世界。古典的修养、世界的知识交汇在一起。”日前，中央文史馆馆员、现代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先生在“会心读书会”上为读者带来他眼中的老舍。

　　“老舍是广大没有话语权的旧中国贫苦大众的代言人，他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大众，知道了他们的苦、悲、苛求和梦想。他是大的人道主义者，善于用大手笔挖掘人性的美，用悲剧的手法揭露社会制度的丑恶和人性的劣根性。”8月8日，由会心阁和人民政协网联合主办，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协办的“会心读书会”第五讲顺利举办，舒乙先生为读者讲述了老舍的作品风格和时代命运。

　　“很遗憾，最终他仍是个悲剧，文革刚开始，仅仅一天的批斗后就自杀了。”舒乙怆然说：“由于看清文革的面目，死亡对于他来说，成为必然。老舍的骨灰并没有保留下来，文革结束后，我们只得在骨灰盒里放上他的钢笔、毛笔、眼镜和他最喜爱的茉莉花。”

　　老舍的文风里既有北京人的机智、诙谐和包容，满族人的多才多艺与礼貌，穷苦下层人的悲悯和冷眼以及时代烙下的悲凉，又有他特有的幽默。矛盾先生曾评价：“在老舍先生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和热望。”

　　老舍作品的京派风格和民族特色

会心阁主人致欢迎词

　　老舍先生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语言通俗易懂，口语化、平民化，是白话文的标准。他是幽默大师，他的幽默是含着泪的笑，他的幽默是热的，在嬉笑怒骂当中将现代文学引向了救国、强国的道路。“北京人并不是地理方面有什么特点，主要是语言问题。五四运动的初期是新文化运动，一开始是语言文字的运动，文言文要进行现代化，提倡白话文，后来北京话被定为中国国语的母音。老舍此时刚好走上文坛，说的、用的都是北京话，这奠定了他鲜明的京派风格。”舒乙先生讲到老舍身为北京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话被定为白话文的标准形成了他写作的一大特色。

　　老舍的作品成功地运用了富有生命力的北京口语词汇，使他的语言透露着独特的京韵，文字中生活气息醇厚，地方风物、民情风俗真实感人。同时用地道的北京话写北京人，本土本色，活泼有趣、质朴自然，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具有独特的魅力，透出了北京话的神韵，显示北京话特有的活泼生命力和老舍驾御北京口语的能力。老舍先生是“京派”文学的经典代表，是北京文化精神的守望者。

　　当然，老舍先生也是说故事的能手。他的作品有古典作品的传奇性和现代性，强调艺术性第一，成为感人的跨越时空的经典。“《茶馆》刚开始演出时幕间休息太长，老舍为此写了几段快板，效果非常好。”舒乙先生谈到满族多才多艺的文化氛围对老舍自身和其写作的影响时提到《茶馆》演出时的这段小插曲，“在清朝时，满族士兵没有仗打时都在玩儿。每一个满族的士兵会唱戏，玩乐器，玩曲艺，养狗、养鸡、烹饪、服饰、礼仪，文武双全。老舍会的东西也很多，京戏、相声、大鼓、快板都会，他的写作更是百科全书。由于是满族的后代，从小就有很浓的氛围，使得他成为了多面手。”

　　“作家是满族人的很少，老舍是满族人，祖祖代代都是满族人。老舍有一次在人大会上碰到了毛主席，聊到满族。毛主席认为满族是中国优秀的民族。”这番对话，对老舍有着重要的作用。老舍虽然出身满族，但之前从不说自己是满族人，清朝末年丧权辱国，他觉得丢人。而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这番话，他才开始正面描写满族人，代表作就是《正红旗下》。舒乙先生讲述了身为满族人的老舍的复杂心绪。

　　老舍是广大没有话语权的旧中国贫苦大众的代言人

读书会上学者之间交流

　　“老舍和国统区大部分作家不同，他是唯一的穷人出身的作家。他能够念书是宗月法师发现他，将他领进了私塾，一切费用由其负责，老舍非常偶然的机会成了学生。1913年，他报考北京师范学校，一千人中取五十个，他被录取了。当时的师范学校全免，还发给衣服，一切设备都是西式的。”舒乙先生回顾着少年老舍的坎坷求学生涯，穷人出身的老舍在好心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完成了学业，“1918年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19岁，全班第五，被分配到第十七小学，就是现在的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

　　老舍是广大没有话语权的旧中国贫苦大众的代言人，他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大众，知道了他们的苦、悲、苛求和梦想。法国文学家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曾说，我有一个老师，他叫老舍，是个中国人。老舍出身底层，同情同样底层的旧艺人，彼此交往颇深。他始终自称“写家”，认为与打拳、卖艺、唱曲儿的一样，没什么崇高之处。

　　“老舍是穷人出身的知识分子，解放前的作品多写穷人，《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是拉车的，《我这一辈子》写的是巡警，大多写的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老舍是大的人道主义者，善于用大手笔挖掘人性的美，用悲剧的手法揭露社会制度的丑恶和人性的劣根性。“《茶馆》第一幕，太监娶媳妇，第二幕，两个大兵娶一个媳妇，第三幕，三个老头活着的时候，祭奠自己，撒纸钱，这些都是大手笔。”

　　文学与美术的雅事

舒乙先生为读者朋友签名

　　“1950年，胡絜青拜老舍为师。齐白石教画从来不说话，就让学生看其作画。学画期间，齐白石将自己近五十幅各种题材的画当教材送给了胡絜青，却都被老舍收藏了起来。”舒乙先生回忆了父母与齐白石老人的交往，讲述作家老舍与画家齐白石的一段雅事。

　　老舍特别喜欢齐白石的画，经常到齐白石家看他作画。有一次，出了四句诗让其作画，“手摘红樱拜美人”、“红莲礼白莲”、“芭蕉叶卷抱秋花”、“几束寒梅映雪红”，齐白石回复道：“好办，春夏秋冬嘛。”后又出了几句，“蛙声十里出山泉”，这幅画作齐白石用枯墨画了山头，其中非常急的流水，远处是石青点的远山头，水里有六只小蝌蚪，小蝌蚪的妈妈在远远的山头叫，声音传出十里地。“凄迷灯火更宜秋”，一灯斜吹，上飘一黄叶，有秋意也，基调冷峻。舒乙先生将这六幅画和另外两幅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因在于这些画是文学家去求的，用诗歌作为画的主题，是文学与美术的结合。

　　“老舍出身于19世纪的末年，死于20世纪的中叶。这不是老舍一个人的特点，是那个时代那一批人的特点。在那个时代，中国出了一批历史巨人。”舒乙先生感慨生于那个动荡时代的人们，既是他们的不幸，又是极其幸运的一代。“在20世纪以前，中国只有传统，没有世界；21世纪以后，只有了世界，却丢了传统。只有他们那代人，既有传统，也有世界。古典的修养，世界的知识交汇在一起，今天的人远远赶不上那一代人。”

　　“老舍有五年在英国，四年美国，半年新加坡，前后相隔很长，见多识广，有独立思考能力。”舒乙先生讲到老舍近十年的国外生活使其眼界开阔，形成了独立的思考能力。“作家的宝贵之处在于其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不能人云亦云。”舒乙先生同时谈到老舍对书画有自己的独道见解。

　　“舍予”式的结局

会心读书会合影

　　老舍解放后只活了十六年，十六年创作了四十部作品，他因为自己是穷人，翻身解放很高兴。“老舍1949年11月底才从美国回来，他觉得人民是真正翻身解放了。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散文《我的老姐姐们》。”他在文章最后说：“她们的牙齿已脱落，衣服很破，吃喝很苦，可是在操劳之外，她们似乎看到尔后有了光明的前途，所以老有那么一点从心里发出的光亮儿。”

　　解放后，老舍放弃了自己的长项——小说，开始大量创作通俗曲艺作品——鼓词、相声、快板和话剧。因为曲艺可以更好地做宣传，“曲艺是文艺战线上的尖兵”，老舍后来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的身上有很多标签：出身底层、少数民族、无党派的民主人士、有帝国主义国家的生活经验并对此“深恶痛绝”，还能讲流利的英语。

　　在老舍的生命中，“北京”是他不能磨灭的文化烙印，而民间文艺在他的童年时代就走进了他的生活。他是一个带有中国文化，特别是北京地方文化印记的知识分子。老舍有着“国家至上”与“家庭依恋”这双重情结，关注国民生活中的道德心理走势，关注京城下层旗人的凄苦命运，语言运用上倚重“京腔京韵”，作品多是悲剧，却充满优雅的幽默。

　　“老舍的眼睛既是市民的眼睛，又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眼睛，他是集传统精神之大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舒乙先生满怀感慨地说。（付裕  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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