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中，乡村政府负债波及面广、成因比较复杂。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全国有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记者近日在湖南、湖北、广东等地采访发现，我国乡镇政府负债不仅“老债空悬”矛盾日积月累，“融资平台下乡”催生的新增负债风险也日渐凸显。

　　湖南省桃源县观音寺镇地处湘西北大山深处。记者日前采访不久前获评全国“最美基层干部”的该镇党委书记唐述林时，看到四十岁出头的他满头白发、满面愁倦。唐述林说，自己近年来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找钱”，以维持地方发展并从中“腾挪”化债。

　　唐述林说，乡镇自身没财源，出路就是找慈善家、企业家募捐，找上级领导和职能部门争专项资金“落地”，借此维持发展和稳定，也从中“腾挪”用于化债。

　　在唐述林工作的观音寺镇，镇政府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因为集资兴办水泥厂失败、垫交税费等原因，负债高达1.27亿元，镇上5000多户居民几乎全是政府的债权人。

　　桃源县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郭学兵告诉记者，桃源县39个乡镇全部负债，负债总额达8.1亿元，乡镇平均负债2025.6万元。债权人多达21000多人次，绝大多数为当地干部群众。

　　记者在湖南一些负债严重的乡镇还了解到，相关地方“打折收购”乡镇政府对个人欠条是门“生意”，一度欠条甚至还能折价买东西，成了地方“流通货币”。

　　一位与乡镇融资平台项目打过交道的投资公司负责人指出，乡镇融资平台融资成本偏高，项目缺乏回报，偿债严重依赖土地，自身缺乏经营管理与盈利能力，管理机制也不健全。一出问题就靠政府撑腰，风险值得警惕。

　　在湖北，有地方提出城镇化要有“高规格”———最好是“省级战略”，退而求其次也要地市层面推动；要有“高标准”———专业设计单位参与，不能由市县政府部门自己简单地做方案；要有“好平台”———引入大规模的资本投入……

　　在湖北、湖南，陆续有乡镇近年采取土地开发融资模式筹资建设，一般要求开发商先垫资建设小城镇商业街等基础设施，待项目建成后再通过土地拍卖偿还建设资金。

　　这些乡镇将上述融资手段形象地比喻为“借船过河”。对于要来征地投资的客商，必须先垫资，按规划标准建设相关基础工程。按照事先的盘算，道路等基础设施建好后，带来人流物流聚集，进而形成自身商业投资价值，吸引更多投资。

　　但在现实中，相关举措主要落脚点还是乡镇级商业用地拍卖。而一旦项目推进过程中或后期土地出让收益效果欠佳，不仅土地拍卖解决不了城镇建设资金难筹措问题，还很容易形成新的乡镇债务。

　　记者发现，一些被沉淀乡镇债务困扰的县，其财政状况运转捉襟见肘，经常“卡壳”，“吃饭财政”难以维系，基本上靠上级转移支付、跑项目和要资金的“要饭财政”来维持。而那些债台高筑的乡镇，情况就更加严峻。

　　与此同时，“融资平台下乡”催生的新增负债风险叠加，导致部分地方乡镇政府偿债风险逐步显现。

　　（《经济参考报》记者苏晓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