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无相长老，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无锡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无锡祥符寺方丈，曾就读于中国佛学院第一届本科班，是无锡祥符寺恢复、灵山大佛建设的主要参与者，更是在弘法和慈善以及推动佛教对外交往等方面的先驱人物，江苏省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法师之一，为江苏省乃至全国佛教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次专访长老回顾历史，畅谈佛教教育、弘法、慈善、修学以及时下社会敏感的公共事件等诸问题的看法，发人深省。

无相长老

　　记者：早在1944年时，您即就读于江苏省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请您回忆一下当时江苏及周边地区佛学院的办学情景。

　　无相长老：说到办学，东台有个三昧寺，当时的退居老和尚，叫广岫老和尚， 1938年创办的，培养了不少人才。

　　我到启慧佛学院读书，是1944年，那时已经是日本人统治时期，后来有的学生到镇江焦山去了，还有的去了北京柏林寺佛学院(柏林寺佛学院，在抗日战争之前就有的，不是河北的柏林寺，北京也有个柏林寺)，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后来1945年，过了正月半，就通通都到句容宝华山受具足戒，到下半年就停办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抗日战争之前，苏北淮阴觉律寺有个清江佛学院，大醒法师办的，抗日战争时期停办了。镇江有焦山佛学院、竹林寺佛学院，当时还是坚持办的。南京则有栖霞山佛学院，一直到1949年春季南京解放才停办。江苏有这么几家。

　　上海则有玉佛寺佛学院、静安寺佛学院、法藏寺佛学院、兴慈中学僧众班、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各地佛学院停办。

　　我于1945年受戒以后，本来想到常州天宁寺佛学院学习，但那时丛林进单只有上半年正月半、下半年七月半(农历)两个时间可以进单，而且那一年天宁寺佛学院没有招生，于是就先在镇江金山寺待了一段时间，到当年农历六月份，再到常州天宁寺去，七月半得以进禅堂参学，坐了一期禅堂。

　　到1946年正月初五，就到上海玉佛寺去，进佛学院读书。那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曾经参加抗战的和尚都到了上海(如太虚法师、福善法师、月耀法师、演培法师等，都是汉藏教理院出来的)，我们就亲近太虚法师、福善法师他们这些人。

　　在玉佛寺待了两年半，后来到无锡来，无锡有个私立大专文科，叫无锡国专，全称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是一所大专。我到无锡来以后，当时就住在崇安寺一个房头，叫真福庵里面。我住在楼上，我对门住着一个居士，绍兴人，叫周文华，他是无锡宁绍中学的校长，他也认识国专的教务长冯政(同巨赞法师是老朋友，巨赞法师抗日战争时期也在这个国专教过书)。这么层关系，相处熟悉了，他就介绍我去读国专。因为我曾经读过六年私塾，国专也是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有这样一个适合我学习的环境。这样的因缘，我就到国专去了。当时校长是唐文俊，教务长是冯政老师。

　　这个学校解放以后撤销了，合并到苏州的东吴大学，就是现在的苏州大学。国专撤销以后，演培法师有个师父，叫常善老和尚，当时他住在无锡黄埠墩圆通寺，就介绍我去无锡县荡口西方寺任住持，在那里两年，除了种田，还跟王兴元医师学习西医内科知识。1952年调到锡山龙光寺当家，又跟赵尔康先生学针灸。

　　记者：您是我国佛教界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第一届的学生，请您回忆一下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深造时的情景以及与明学长老等的同学情谊。

　　无相长老：1956年，北京成立中国佛学院。我是佛学院第一届学僧，当时本科只有三十几个人，连专修科一共108个人。无论是专修科，还是本科，都是各个省推荐的。

　　当时我们江苏省推荐去了10个人，其中8个人读专修科，两年制：有常州天宁寺的松老(松纯)，镇江金山寺的慈老(慈舟)，扬州高旻寺的净缘，扬州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愿安，宝华山的仁月;南京有三位，一个是古林寺的本振，还有下关静海寺去的光鉴、常乐师徒两个。

　　我和明学法师两个人在本科，1959年前后，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主要负责管理食堂工作，我任事务长，他任会计，朝夕相处，关系密切。那时学僧的生活标准是每人每月20元：其中，伙食费每月12元，零花钱每月8元。粮食每人每月36斤，超支不补，节约归还，副食品凭票供应。

　　那么，本科的同学除了我和明学法师之外，其他的具体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呢?来自北京三时学会的有8人：分别是园明、以贤、传明、静远、体真、宽传、性光、明哲等。山西五台山能海上师座下来的有常浩、通一、宽德、能戒、宗仁和广济茅蓬的法映(这位同学仍在法源寺工作)。上海来的有法藏寺的一如，玉佛寺的友岚，金刚道场的振国、常净，崇德会的常仁。湖南有戒园、绍贤、根源。福建有慧瑛、性理。四川有彻洪、广平。广东有南华寺的惟因。江西有云居山的净慧。贵州有明照。浙江宁波有建慈，湖北武汉有昙几，西安有大昶。山东有青岛湛山寺真寂。辽宁沈阳有果智，等等，共计36人。

　　宗教生活上，每天做早晚功课、晚上坐养息香。二时过堂用斋吃大锅菜，监学佛性法师带领大家一起共修。我在佛学院第一年任维那师和医药卫生组长，备有小药箱，同学们生小病就发一点中成药。大病我就开就诊单送他们到牛街回民医院或虎坊桥人民医院治疗。

　　此外，每学期安排一堂劳动课，我记得1957年春节之后，全体师生都到北京市昌平县十三陵劳动，挑泥土、筑土坝、修水库。各大专院校学生、解放军驻京部队、机关干部都去参加挑土，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都去参加劳动过，我们佛学院干了两个星期以后，回到佛学院正式上课。

　　有关当时中国佛学院的师资情况嘛，当时我们的院长是喜饶嘉措大师，他是青海省循化县人，在本县古雷寺出家，后来去西藏学法任教，在西藏布达拉宫，是达赖喇嘛的经师，他是格西学位(格西学位，就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学位)，曾为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做了很多工作(中国佛教协会是1953年成立，圆瑛法师是1954年阳历10月份圆寂的，他圆寂了以后就由喜饶嘉措大师来担任会长)。他也给我们讲过课，不过，他是西藏普通话，比较生硬。那么，除了院长喜饶嘉措，副院长还有好几位，如法尊法师，原来是汉藏教理院的院长。还有周叔迦居士，他原来本身是企业家，又在北京大学任过教授，而且，他原来是华北居士林的林长，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再就是正果法师，也是汉藏教理院来的。还有个观空法师，汉藏教理院毕业以后，他就去西藏拉萨学习，后来拉萨解放了，他就负责《拉萨日报》的编辑。那么，他从拉萨回到中国佛学院来，给我们也讲过课。还有个明真法师，是湖南来的，在湖南南岳佛学讲习班教过书，他在那边待过的。

　　当时，赵朴老和巨赞法师也是佛学院副院长，他们实际上是开学和学期结束时来做报告，来讲讲话，不担任实际的教学课程，平时也很难见得到。主要担任实际课程的就是法尊法师、观空法师、正果法师，湖南来的明真法师，还有个王赞居士，另外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教授和范教授，厦门大学的虞教授给我们讲因明课。

　　行政领导方面，从1956年8月至1959年1月，副教务长是关松同志，办公室主任是李养正同志，会计是李承钧，文书是姓任的同志，杨树森负责刻钢板，油印资料，总务是潘悟广。1959年上半年到1961年副教务长是张林翰，办公室主任是路风贵。

　　开始是本科班，后来转到研究班了，分宗研究，友岚、体真、传明和我共四个人在法相宗，我是法相宗研究组组长。再后来，由于阶级斗争，到1960年冬天，我就离开了佛学院。回来之后，就一直在无锡佛教协会工作，直到1992年3月退休。

　　记者：您是无锡祥符寺恢复和灵山大佛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请您回忆一下灵山大佛建设的初衷。

　　无相长老：说到祥符寺，历史比较早了，唐朝时就有了，到近代清朝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运动中烧掉的，和尚也走掉了，香火断绝了五十几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 1914年才恢复起来，到1931年，日本人来了一把火又烧掉了，五个和尚被打死了。日本人坏得很，你们都没有看到过，他们到一个地方就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马山当时只有三千多人口，被杀害的就有三分之一。那么，因为马山当时是一个孤岛，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靠手摇的木船，二百多条船呢，全都被日本人烧掉了。现在这个半岛，是当时“文革”时期围湖造田，填了北面一片水面而形成的。现在造高楼大厦，原来都在水里面。

　　1992年国家旅游局批准成立马山国家旅游度假区，要发展旅游事业，但是没有什么旅游景点，那么就想到这里原来有个古庙，叫祥符寺。

　　1994年1月份市政府批准恢复祥符寺，当时不是说要造大佛，而是有个老板要造一尊38米高的观音菩萨像，那年4月6号，赵朴老到南京接待星云法师，省宗教局向赵朴老汇报说无锡要恢复祥符寺，要造个观音菩萨像，38米高。他听到以后，把星云法师送走了，4月10号就来马山视察，当时我也参加接待的。

　　当时一无所有，一片荒地，他看到这自然山水，后面是山，前面是太湖，生态环境很好，就非常赞赏这个地方。4月10号中午，我们市政府余广洲市长请他吃饭，就问他说，我们恢复祥符寺，要造个观音菩萨，38米高，还塑造大佛，您老人家同意不同意?他当场就表态，后来他仔细想了想：这边造一个大佛，另外一个观音菩萨像，他听到这个情况，就不主张了，他说，同时搞两个，分散精力，不妥当。从那以后，我们灵山的吴总和市政府、区政府经反复研究，就决定单造一尊大佛。

　　同年，吴总、赵一平和我就开始到北京来来去去请示汇报工作。赵朴老对这个事情高度重视，有许多指示。从做大佛的小样——先做一公尺的小样，再做2.5米的小样，最后做8米的小样，每一次的研讨会他都亲自参加过问，请专家学者评头论足，哪里需要修改哪里需要修改。当时做小样的是两家，一个是南京晨光机械厂的雕塑家叫吴显林，另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姓侯。一米小样的选定结果是我亲自参与的，小样做好了拿到北京国际饭店去，请大家评头论足，提修改意见。造佛像有造佛像的要求，叫《佛说造像量度经》，要根据它的具体规格、要求去做才行。吴显林比较虚心，他能接受大家的意见，再到敦煌去参观，然后再修改，结果，他的(小样)被评上了。再做2.5米的小样，经过讨论修改又通过了。

　　最后审查8米小样，大家看了都表示满意，就根据这个8米小样放大11倍，就是88米，是这样子定下来的。

　　记者：建设灵山大佛之时，赵朴老又是如何确定五方五佛概念的呢?

　　无相长老：佛像定下来，在全国从东西南北中方位上，他又亲自定位我们这里是东方大佛，香港天坛大佛是南方大佛，四川乐山大佛是西方大佛，北方云冈大佛(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20窟的释迦牟尼佛坐式像)，再加上中原龙门大佛(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奉先寺中的卢舍那佛坐式像)，五方五佛的观点就是这样由他亲自定下来的。

　　记者：请谈谈赵朴初、茗山长老等老一辈对无锡乃至江苏佛教所作出的贡献。

　　无相长老：朴老不仅对我们这边关心，他从1980年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开始，对江苏一些老大难的寺庙都尽了很大的力量。比如说句容的宝华山也是他多次呼吁才得以恢复。早在1988年时，他曾亲自到宝华山来考察，指导要怎么弄，帮助搭班子，叫茗老(茗山法师)担任宝华山筹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再比如扬州高旻寺，解放初就没有人了，只有一个中学在里面，他就去找省委，找扬州市委做工作，协调把中学搬出去后再进行恢复，这也是他的努力。还有泰州光孝寺，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拆掉了，变成了一个机床厂，台湾的成一法师和了中法师回来探望，他们找到中国佛教协会，呼吁要求恢复光孝寺，朴老就向中央反映，向国家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反映，后来终于同意恢复。也不简单，先把厂搬出去，再把厂房拆掉，也花了很大的代价。没有朴老支持和各方面呼吁也不可能恢复起来了。又如批准恢复灵岩山佛学院、栖霞山佛学院，都与他的促成是分不开的。所以说，他老人家对江苏佛教做了很大的贡献。

　　茗山法师为落实宗教政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个呢，1979年先恢复焦山(定慧寺)，为什么呢?1980年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要带鉴真的脱沙像到扬州回国探亲，要接待他们来看江苏的佛教情况，所以先直接恢复焦山。南京则恢复栖霞山，这两个是1979年开始恢复的。我们无锡鼋头渚广福寺也是1979年开始恢复的。那么，1980年4月份鉴真像回国探亲，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落实宗教政策，还没有什么信徒，但是没有信徒不行，就把扬州各个学校的学生都拉来参观鉴真像，我们无锡也组织了三十多人前去参观。

　　此外，茗老在世时，先后还恢复了他出家的道场——建湖罗汉寺、盐城永宁寺、射阳息心寺，同时又兼任南京栖霞寺住持、宝华山隆昌寺住持、省佛协会长等职，筹建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招僧授课，为佛教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功德难尽赞扬。

　　记者：大佛建设初期，您曾亲自主持大佛和寺院管理工作，请您谈谈在建设和管理大佛及寺院方面的一些宝贵经验。

　　无相长老：我们这里从一开始成立了修建班子(修建委员会)，朴老是名誉主任委员，还有我们省政协原来的主席，叫孙颔，都是顾问。无锡市政府市长吴新雄是主任委员。茗老是副主任委员，赵一平是修建办公室主任，我是副主任，吴总(吴国平)是经理。修建开始，专门成立了修建指挥部，从开工之日起24小时施工，修建过程中发现问题，马上就开协调会予以解决，所以我们能够进展顺畅，如期完成。

　　资金到位之后，三年造成大佛，1997年按时成功开光，各界来宾和信众近10万人参加，盛况空前。到2001年，开始建设以“九龙灌浴”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广场第二期工程。2007年开建第三期工程“梵宫”，2010年开建第四期“灵山精舍”和“五印坛城”。

　　我们这里呢，就是寺庙和景区，两家管理，寺院归和尚管理，主管部门是宗教局。灵山公司(景区管理处)，就归旅游部门，马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他是属于国家旅游总局的，级别比较高。

　　谈到灵山的成功，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立项之前需要注意的就是造大佛像要与当地地方的经济水平相适应，要有信众基础，你在贫困地区，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有钱给和尚来造大佛呢?他哪里有钱去烧香供养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次，建设前后，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赵朴老的关心和支持;二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支持、组织指挥有方;三是因为佛教界的紧密配合，没有扯皮现象。

　　总之，佛教办事讲众缘和合，若是因缘不具足，磕磕碰碰就总归搞不成功。你即使搞了，进度也会非常慢。

　　记者：灵山景区与祥符寺，经过多年的努力，达到了合作共赢的局面，充分发挥了佛教在宗教、经济、文化、旅游等多方面的功能，为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请长老谈谈在管理与合作方面，有哪些秘诀，以便全国其他寺院与景区有所借鉴。

　　无相长老：寺院和景区，我们这里应该说相处得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灵山公司的总经理(吴国平)本身就是皈依的佛教徒，是居士，他是皈依我们茗山老法师的，是中国佛协副秘书长、省佛协副会长、市佛协副会长，对出家人都很尊重，保安等工作人员看到出家师父都会敬礼或合掌。所以，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两家互相配合，关系融洽：景区依法办事，寺院依教奉行，相得益彰。

　　因此说，彼此合作共事，互相尊重非常重要，人与人之间就应该互相尊重，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矛盾往往就是从不尊重开始的。有的景区，信佛的与不信佛的两个机构，观点上就不一样，所以就很难和睦相处。你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你，矛盾就来了。

　　记者：定位“世界佛教论坛”在无锡召开并成为永久性会址又是怎样的因缘?

　　无相长老：那是2005年吧!当时发起是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宗教文化交流协会、香港佛教联合会以及台湾佛光山等四家单位。要先开发起人会议，我也去参加了发起人会议。当时，发起人会议之后，就主要讨论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什么地方开，全国有四家都向中央申报，都要争取办这个论坛。这个汇报会议我也去北京参加了，我们无锡的市长也去作了汇报，当时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主持这个会议，大家都要争永久性会址。那么，贾庆林就发话了，他说大家不要争，先轮流来。

　　所以，第一届开幕式在杭州，闭幕式在普陀山。第二届开幕式在我们灵山梵宫，闭幕式在台北。这个影响大，来自53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人参加了论坛，其中出家人只有700多人，除了出家人以外，还包括了各位大学校长，还有外国分管宗教的官员、学者、专家等等。在台湾台北体育馆举行的闭幕式，则有三万多人参加，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如连战、吴伯雄等都前往参加。所以说，通过这个佛教论坛，也加强了两岸经贸和政界的往来，双方交往日益频繁。

　　自从成功举办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之后，灵山游客数量逐年增加，现在每年三百多万人来，平均一天一万多人。所以2012年在香港会议上就敲定灵山为论坛永久性会址，国务院回良玉副总理亲自批准，正式挂牌。

　　2009年3月，开会是在梵宫里面开，但住宿比较分散，与会人员有的住在城里，有的住在太湖饭店，有的住在新区，有的住在锡山区和惠山区，住了十几个宾馆。

　　所以，为了解决举办大型活动的食宿问题，现在还需要在山后西北竺山湖边耿湾(在山沟沟里面，周围环境也不错)，建设和梵宫配套的生活配套设施，名为拈花湾禅意小镇。配套设施建好后，能容纳三千人入住，今后要有什么大型的会议活动，乘汽车到梵宫来开会，5分钟就可以到了。

　　记者：除了灵山恢复建设之外，就整个无锡佛教寺院规模来讲，恢复前后有着怎样的变化呢?

　　无相长老：解放之初，整个无锡地区(包括郊区)原有150多个寺庙，都停止活动了。1958年以后，“文革”之前，就只剩下六个庙。1980年宗教政策得到初步落实，各地方就陆续开始恢复寺庙，一直到1995年我们开始造大佛以后，宗教政策才真正得到全面落实。一直到现在，无锡地区(包括江阴、锡山、惠山区等郊区)经过各级政府批准的一共有176个庙，在江苏省各市县中也是恢复寺庙最多的地方之一。

　　无相长老简历

　　无相长老，法名大续，俗姓陈，1927年出生于江苏东台县。幼年因家境贫寒，在县里安丰镇万寿庵出家，入私塾。1944年被送往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学习。1946年在句容宝华山受戒。又先后到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上海玉佛寺参学。1948年考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50年任无锡县荡口西方寺住持，1952年任无锡龙光寺住持。1956年8月到中国佛学院深造，是中国佛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有较深的佛学理论。1994年，担任灵山祥符寺监院，参与灵山大佛和寺院管理方面的工作。2001年，任灵山祥符寺住持。后又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无锡市佛教协会会长等职。

　　记者/智炎 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