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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锁中国,我们究竟能做什么?
“限”“堵”手段,权宜之计还是治本之策?
以“大气污染国十条”的发布为标志,中国扣响了向PM2.5宣战的“发令枪”,全面打响呼吸保卫战。
然而,不断强化的以“限”为关键字眼的治理手段背后,是公众越来越强烈的质疑——这究竟是权宜之计,还是治本之策?
2014年起,继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后,天津市开始实施汽车限购政策。
郝吉明说,关于雾霾成因的研究基本认可了机动车污染在千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贡献。在这类城市中,机动车保有量、使用频率以及密集度都很高,机动车污染贡献占据重要位置。另一方面,控制汽车总量不仅是控制机动车污染的一招,也与缓解交通拥堵、保障能源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导向相关。
“但必须认识到,在行政手段之外,以经济和市场手段促进机动车管理乃至整个雾霾治理仍有很大空间。”郝吉明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林家彬说,北京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尚未形成,道路设计不够合理,车流主要集中在大路上,而作为疏解交通毛细血管的小路却发展不够充分。
“拥挤的人口、拥堵的交通、输入性生活消费、脆弱的环境自净力,再加上城市本身的热岛效应,如果防控措施跟不上,城市环境必然日益恶化。”林家彬说。
雾霾频发的背后,是亟待转型升级的产业结构、亟须调整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亟待改变的生活生产方式。
以汽车尾气治理为例,相对于私家车,公共交通在环保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性。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日本重视依靠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副中心发展,经过多年建设,在早高峰时的市中心区,有91%的人乘坐轨道交通工具。
显然,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给市民公交充分尊严,要比单纯“限购”“限行”更能治本。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说,便宜、便利、有尊严的公共交通系统是多数人冷落私家车、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的主要原因。
“探索雾霾治理之路,简单的‘堵’或‘限’已难以应对。这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实现社会整体治理水平的提高。”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说。
编辑:顾彩玉
关键词:雾霾 城市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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