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田、胡万宁委员：

　　多传播正能量 弥合医患关系

　　“我从1983年当医生以来，看到今天的医患关系，感到很纠结，也很痛心。”在九三学社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宇田把话题转到了医患关系上，“我本来不想提这个事。但今天早晨我看到一个正在云南抢救伤员的医生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句话‘一群随时有可能被砍的人正在抢救一群已经被砍的人’，我看后非常伤心。”

　　王宇田举了近年来发生的几个事件：怀孕护士被打致流产；一名电视台的主持人因心疼女友被护士连扎四针，在微博上称想砍人等。“最荒唐的是那个所谓‘缝肛门’事件，当时写报道的记者并不了解医疗行业，在没有完全将事实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便对一个正常的医疗行为进行恶意的炒作。这个事件后来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予以纠正。但这个道听途说的报道对医患关系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王宇田说，“希望媒体对医生多一些理解，不要再对医患纠纷进行恶意炒作，要多传播一些正能量，为弥合医患关系出一份力。”

　　“作为王院长的同行，我也来说两句。”全国政协委员胡万宁接着说，“看病难是结构问题，看病贵是体制问题，这些制度方面的问题不该由医生和医院来承担。”

　　委员们说：

　　医疗责任险应像交强险，必须要上

　　“有了医疗责任险，出现医疗纠纷，医患之间不用面对面，患者可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全国政协委员温建民表示，医疗责任险对于分散医院或医生的赔偿风险，维护医生和患者的利益都具有重要作用。国外很多国家的医生都要上这个险。如在美国，执业医生必须购买责任险，否则无法执业。

　　“医疗责任险就像汽车的强制险，必须要上；如果你没有发生过医疗事故，没有诉讼或赔偿，那下次保费会降低，反之则提高。”全国政协委员陆洪光说。

　　温建民认为，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强制患者上医疗责任险不太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制医院给医生上这个险。

　　我国医疗责任险覆盖率不足10%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个别地区就有了医疗责任保险。“但时至今日，我国医疗责任险的覆盖面仍比较低。”温建民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仅有3万余家医疗机构参加了医疗责任险，覆盖率不足10%。

　　医疗事故责任险为何叫好不叫座？温建民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该险并非强制险种，部分医疗机构投保意识不强。另一方面，随着患者维权意识的提高及医疗风险的提高，目前经营医疗责任险的保险公司普遍存在亏损，使医疗责任险沦为“鸡肋”。

　　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告诉记者，上海是较早实行医疗责任险的地区。“都上了，可是很多医生怕通过保险公司赔付后，自己的执业记录有了污点，影响职称晋升、评奖评优等，最后还是私了。这个险就成了‘死险’。”

　　强制险不是为医生开脱法律责任

　　陆洪光建议，应明确医疗责任险的标准，让医疗纠纷处理有据可依。特别是一定要明确医疗技术事故和医疗责任事故是两个概念，前者是由技术限制导致的事故，这是客观存在的；后者是由于个人过错导致的事故，带有主观性。如果分不清，保险公司第一年赔付得很多，会影响其今后设置该险的积极性；而如果医院交的保费也越来越多，也影响其继续投保的积极性。“当然，有了保险赔付不等于为医生开脱责任，如果是重大责任事故，在保险公司赔付之外，还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杨金生建议，不适合对所有医生上强制医疗责任险，因为医务人员有类别不同：医生和护士不同，内科和外科不同，手术和非手术科室不同，临床一线科室和辅助科室也不同，应区别对待。

　　姚克委员：

　　请患者理解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好

　　全国政协委员姚克告诉记者，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喋血医案，令医务人员倍感心寒。“虽然公安部发出了‘暴力伤医坚决零容忍’，但全国各地仍发生多起恶性伤医事件。”姚克对记者说，“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存有缺陷以及医疗损害责任的‘侵权’认定，让医患关系进入了死胡同。”

　　“医疗行业的高风险、医学发展的局限性使治疗结果不可预期，但医疗损害责任的‘侵权’认定，容易将医学极限引起的后果看成医疗伤害，容易将医患关系引入死胡同，浇灭一线医技人员的创新动力和工作积极性，直接威胁医生的职业前景。”姚克说，“我就遭遇过这样的事情。作为眼科中心主任，很多病人都认为我能把所有眼科方面的病看好，可实际上，我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我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病人医治，但也有让我束手无策的病症。经过解释后，有的病人可以理解，有的病人就会大吵大闹，认为已经花了挂号费和看病钱，凭什么就治不好。”

　　作为一名成熟医生，姚克可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姚克坦言，有时候一些年轻医生的确不能较好控制。“如果不让病人了解现在的医疗技术并不能治愈所有病症，医患问题会一直延续下去。”姚克表示，让医患关系回归和谐，是促进健康事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