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昨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2014年京津冀蓝皮书。蓝皮书建议，京津冀要建立常态化的“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在省际产业转移时可实行税收分享。另外可设立首都经济圈发展银行，负责区域开发。

　　京津冀市长联席会议主席可轮流担任

　　“京津冀的协调完全靠中央是不可能的。”参与编写蓝皮书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祝尔娟说，京津冀城市群要探索建立横向协商和纵向协调相结合的协调机制。

　　蓝皮书建议，横向上，要建立常态化的“京津冀市长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主席可由北京市市长、天津市市长、河北省省长轮流担任。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或秘书处，其中，办公室设在北京，便于和中央即时沟通。

　　联席会议的职能包括，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共同签署区域内重大协议；建立京津冀发改委主任会议制，每半年举行一次，探讨各城市之间发展思路的对接。此外，还要建立政策咨询机构，为区域发展提供决策方案，并对政策实施成效进行评估。

　　纵向上，需由国务院牵头组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委员会”，主要对区域交通体系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统一规划、战略部署、政策协调和矛盾仲裁。

　　设首都经济圈发展银行负责区域开发

　　蓝皮书提出，对京津冀区域内跨省市的生产投资、产业转移、共建园区、科技成果落地、招商引资异地落地等项目，进行利益分享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探索有效的地区间税收分享和产值分计。

　　在税收方面，京津冀三地政府应按照，三地对产业的边际贡献系数比例，在省际产业转移时，实行税收分享，即横向分税制。对于跨省市合作项目带来的新增增值税、所得税等地方留成部分，可按一定比例，在合作地区之间进行分成。

　　为推动区域发展，还可参照国家开发银行模式，设立首都经济圈发展银行，负责京津冀城市群的区域开发。

　　蓝皮书建议，应发挥首都公共服务资源优势，积极投资支持发展联合办学、跨地区远程医疗等，带动周边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此外，还应探索城市群内人口服务对接机制，建立新型户籍制度，破除城乡一体化发展壁垒，京津冀区域合作模式也急需创新，理想模式是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 现状

　　京津冀“双核”突出内部不均

　　蓝皮书指出，在京津冀城市群包含城市中，北京与天津的综合实力最强，已成为区域发展的“双核”，但河北省的人均GDP，不仅低于京津，更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尚处在城市化中期阶段。

　　由于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着明显的异地城镇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口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小城市涌向北京和天津两个超大城市。据统计，2005至2010年，河北省向北京输送的劳动力平均每年在100万人左右；向天津输送的劳动力平均每年在60万人左右，且呈逐年增加态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北省来京人口为155.9万人，占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22.1%；而在天津市的常住外来人口中，来自河北省的人数为75.45万人，占天津市常住外来人口的25.2%。

　　人口涌向超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北省中小城镇城镇化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水平，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同时给大城市的运行与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

　　北京新城有业无市变“卧城”

　　蓝皮书指出，大量的人口、企业和休闲、娱乐、购物场所在中心城的集中，众多的优势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口和企业聚集，北京中心城区人口在近10年中出现了人口反弹增长。

　　在以往新城的建设中，由于过于强调转移中心区人口这一目标而忽视了生活与工作配套，众多的人口、企业和休闲、娱乐、购物场所仍然在中心城集中，使得北京的许多新城变成了有业无市的“卧城”。产业聚集和人口集中能力不强，产业支撑作用不明显。卫星城、边缘集团、望京新城、回龙观等“卧城”功能疏解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仅仅把它们作为市区人口疏散的工具，忽视疏散后市民的生活需求，忽视产业的转移。

　　这种居住和工作的不平衡，导致上班时大量人口从周边向中心城集中，下班时又从中心城向周边散去，通勤距离大大增加，也加重了上下班时段的交通拥堵。

　　从城市人口分布结构看，超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其他等级城市人口规模偏小，人口规模呈“倒金字塔”形。不仅人口规模分布差异过大，而且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也相差悬殊，反映出京津冀城市群两个超大城市集聚能力强而其他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承载能力弱，中小城市吸纳能力弱而承载能力尚有潜力的现状，这种不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最终会导致区域发展缺乏支撑力。——2014年京津冀蓝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