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改革之矛

　　从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短短4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改革、网络、军事方面的领导小组，并均由总书记担任组长。动作之频繁、规格之高，实属罕见。那么，近期中央为何密集成立各类领导小组？

　　“为了推进改革。”中国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会长吴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目前的科层体制，各部门“自扫门前雪”，成立领导小组就是为了打破部门利益，统一配置资源，以推进改革。

　　领导小组为何能成为推进改革的“法宝”？高小平认为，领导小组作为非常设机构，克服了常设机构的缺点。

　　高小平解释说，常设机构的缺点可归纳为三个“方式”。一是惯性思维方式，习惯于常态工作套路，对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重视不够；二是惯性组织方式，习惯于以内设机构对外开展工作，往往导致平均使用组织资源，该突出的有时不能得到突出；三是惯性行为方式，习惯于让组织中地位较低的人输出管理工作，导致统筹协调的权威性不足。因此，在常设机构中会出现效率和执行能力递减现象。

　　当常设机构的“驽钝”，遇到了改革的现实时，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能逮。高小平说，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会遇到很多无法预料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改革获得更多的组织保障。在传统组织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更加有效、有力的领导小组，是十分必要的。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规模超大、构成复杂的政治共同体，中国要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实现积极的改革目标和转型，客观上需要有能够迅速积聚各种资源的强大组织性力量，而领导小组适应了这一现代化建设的逻辑。” 赖静萍说，当下已进入改革深水区，各种利益错综复杂。而改革必然会触动各方利益，包括各种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企业利益等。如果缺乏一个高层次、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利益协调将很难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认为，中央层面领导小组的成立，展示出了中国式改革的三大“法宝”。一是知行合一，不仅有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还有认识力、行动力、执行力三个能力；二是民主集中，西方政治思维在分权与制衡上做文章，满足于“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中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推进各项改革方面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三是统筹兼顾，不仅有应对问题方式的统筹，也有部门之间的统筹，还有内外两个大局的统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把近期成立的领导小组解读为“责任小组”。他说，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政治责任是最重要的。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习近平把权力集中起来，显示他愿意承担所有责任，表明他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

　　领导小组受到中央青睐，不仅与中国的改革现实相关，也与世界大势相吻合。研究者普遍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人类的风险社会，这就意味着政府将面临不确定的公共行政环境。而应对不确定的有效手段就是弹性治理。专家指出，弹性化政府的存在是以任务为导向的，其特点是小型化、灵活化、服务化、团队化。这种临时性组织，美国著名组织发展理论专家沃伦·本尼斯称作“特组织”，美国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称作“任务小组结构”，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称作“专题工作班子”。而在中国，它被称为“领导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