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一的母亲是教育心理学家

　　她的不同在于

　　做一个坐在路边鼓掌的妈妈

　　张天一的母亲胡波，是一位教育心理学家，当选中国首届“当代十大孟母”，潜心二十年研究出契约式教育理论。“我会和孩子交流，倾听他的想法，做一个坐在路边鼓掌的妈妈，而不是去左右孩子。”她表示，当下不少父母往往希望孩子从事“高大上”的体面职业，而不是从事“接地气”的工作，这也是造成大学生失业率高的原因。其实，父母应该学会放手。

　　北大毕业的“猪肉大王”

　　关键还是穷啊

　　北大才子陈生上世纪90年代放弃了自己在政府中让人羡慕的公务员职务毅然下海，倒腾过白酒和房地产，打造了“天地壹号”苹果醋，后来进入养猪行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广州开设了近100家猪肉连锁店，营业额达到2个亿，被人称为广州“猪肉大王”，卖猪肉卖成了千万富翁。

　　说起为什么“下海”，陈生说：“关键还是穷啊，那时候我们几个朋友都是从名校毕业的，可是在机关里的收入非常低。我们家睡觉都从来不关门，为啥？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值得别人惦记的东西，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拿。穷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下海去拼。”

　　清华毕业的“市场保安”

　　选择安于现状

　　张晓勇，1991年，他是长沙县高考理科状元；1996年，他是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2000年，他是广州外企的高薪白领……现在，他是长沙马王堆陶瓷市场的一名普通保安，月薪两千元的。

　　1996年毕业，张晓勇到了广州一家中外合资日化企业，被分配到了客服部。“开始两年我还期盼能回到研发岗位。后来发现公司的研发重点在国外，我转到研发岗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张晓勇回忆说，在广州的最后一年，父亲突然生病瘫倒在床，他回到长沙，事业也没起色。在房产公司呆了几年，其间经历他没有多说，最后便在马王堆陶瓷市场当上了保安。“我不是怀才不遇，只是当梦想与现实发生激烈碰撞时，选择安于现状。”

　　复旦毕业的“盒饭小哥”

　　赚得多，自由

　　复旦新闻系2004级本科毕业生赵宇，2008年已是两家饭店的小老板。最早是在大学二年级。赵宇批发了一批盒饭，开始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生意稳定后，一个中午能卖掉100盒，可以赚250元。如果我晚上也能卖掉一部分，我算了算，一个月至少可以赚八九千元钱。”

　　大三下学期，赵宇在一家公司兼职。问完身边所有人的工资，“2000元、3000元……”一个个让人沮丧的答案让赵宇深思，“我要去找工作吗？光是卖盒饭，我就能比他们赚更多的钱。”大四时，赵宇的一位校友因为经营不善，要出让一家饭店。赵宇借钱承包了下来。3个月后，赵宇开始考虑将生意做大的项目。在校门口摆摊卖盒饭，就成了赵宇的第一选择。

　　“假如我当个白领，选个偏远的地方住，那么房租可以便宜点，一个月1500元。交通费用300元，水电费200元，吃饭就算是吃盖浇饭也要10元钱，再加上夜宵，每天大概要35元，这样一个月是1000元，再买点饮料和烟要500元，另外加上电话费。一个月估计4000元钱还不够。如果我出来自己做，卖卖盒饭，再做点游泳教练之类的兼职，一个月也能赚到1万元，多少也算是个主管的级别了。”赵宇说，“最重要的是我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自由。”

　　学环境工程的“NGO”

　　有意义，薪酬也不低

　　大学毕业3年，换过3个公司，官俊峰一直想做点事情。他大学学习的是环境工程学。大学4年，官俊峰有3年多泡在学校的环保社团里。他和几个同学花了大半个月，从东江水发源地的江西开始，顺着河道游走河源、惠州、深圳、广州等地，一边抽取不同地貌的水样，一边完成生活垃圾处理和分类的调研，最后又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整理出调研报告。“那些水样展出时，很多小伙伴都惊呆了。”也是那一次让官俊峰意识到做出一点事情来多么不容易又多么有意义。

　　官俊峰第一份工是给一家建筑公司做绿地规划评估。后来发觉无法更有成就感，于是他辞职与几个朋友创办了青城环境文化发展中心，开启自己全职NGO生涯。

　　今年2月官俊峰加入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型环境保护组织创绿中心。创绿中心先后开发了“一杯干净水”、“我测我水”、“守望南极”、“气候与金融”、“源创马拉松”等项目，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绿色转型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官俊峰笑着说，这项工作门槛一点不低，薪酬也不差，还有五险一金，“做公益事业不等于零收入”。有人说选择从事NGO的大学生都是理想主义者，对此，官俊峰并不否认，“如果太计较结果，就会有太多顾虑，到最后什么都不会做成。”

　　视角

　　今天

　　我们谈一谈

　　什么叫合适

　　去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创下了历史新高———号称“最难就业季”。但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近发布的数据看到，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比2013年增长28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被称为“更难就业季”。

　　如何在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中，走出校园成为一个社会人，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的必然要素。

　　在严峻的竞争和生存压力面前，对准毕业生进行“改变就业观念”、“先就业后择业”的劝导，效果并不佳：毕竟这是关乎个人一生浮沉的选择———你让他去签月薪2000元的合同，但每月房租就要了他1500元，这的确说服不了他们。

　　新一代的就业者，还要面临家庭问题、创业问题，个人积累问题……由此不管是毕业生本身，还是家庭，继而社会，可能都得回归一个问题：接受高等教育究竟为了什么？

　　理性来看，学习应该是掌握一种技能或者一种思维习惯，更好地在人生旅途上得以应用。然而，在“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传统观念下，知识精英仿佛就不能“低就”，不能出现在制造业、销售业、服务业的终端环节，不能卖猪肉、卖米粉、搞运输，不能无所事事地NGO，或者白手兴家地“瞎折腾”。结果，在隐形的职业歧视和功利的就业观念下，“正常”的职业诉求成为“新闻”，甚至引来非议。

　　从“张天一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做到很高的位置，也没有很高的成就，但它有一个名字叫“合适”———他们没有迎合世俗偏见，而是尊重自己内心的判断，勇敢地走一条合适自己人生轨迹的道路。记者 余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