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艳医生跟病人打交道有她自己的艺术。她跟什么人都能够谈笑风生，无形中化解病人的痛苦。她劝告一位喝了大酒后来看胃病的病人，治疗期间“一滴酒都不能喝”，这位病人说：“红酒都不能喝吗？”赵红艳指着床底说：“要不您把家里的好酒都拿来，搁我这床底下存着！”人们哈哈大笑。本报记者 张国摄

　　顽强的发光体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医生赵红艳并不是位听话的病人。她最近一次去给自己的骨关节拍片已是3年多以前。

　　她觉得检查已无必要。她很清楚那些骨与骨连接的部分发生了什么：下半生都将与轮椅为伴。

　　尽管如此，这位气场强大、精力旺盛的消化内科医生，画着淡妆，用酒红色的染发膏对付头上冒出的白发，每周有5天时间准时出现在诊室里。她是这所规模庞大的三级甲等医院里最繁忙的医生之一，日均接待100多位病人，最高达到180多人。

　　当她坐上那辆日常代步的红色轮椅，有些病人以为她是在“玩儿”，或以为那是扫地机。然而他们面前的这位军医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病号，附骨之疽的滋味10多年前就跟随着她。为她拍片的该院核磁共振科主任袁飞皱着眉头形容，那真是一种“刻骨”的疼痛。

　　可她真的不像病人。同事王佐妤形容，工作中的赵红艳是会“发光”的，跟前几年比，她的肤色亮了，眼神也更有光彩。

　　41岁的赵红艳自己也承认，她正处于10多年来最好的时光。几年前的她比现在显老，曾有病人让孩子喊她“奶奶”。

　　如今，她确信自己已经走出人生的低谷。那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全民的噩梦——她30岁那年，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暴发，她所在的医院收治了天津市第一例确诊病人。在自告奋勇把一个病人送往集中救治区之后，她不幸感染了病毒，踏入了至今心有余悸的死亡之门。她以为“再也出不来了”。

　　庆幸的是，她在两个月后病愈出院。怀着新生的喜悦，她和丈夫吃遍了家门口所能找到的好饭馆。然而坏消息又在4个月内接踵而至。非典时用来保命的激素在她身上造成了后遗症：双肩、双膝、双股骨头六大关节全部坏死。

　　这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不少染过非典的医护人员出现了此类症状。袁飞打比方说，股骨头塌了，相当于支撑身体的“轴承”坏了。

　　对赵红艳来说，那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她在此后约三年内四处求医问药。她扎过“针刀”，十几厘米长的针刀扎进骨头，“每去一次就像上战场”。

　　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医生对着她的片子问：“这人呢？给我抬过来。”

　　赵红艳回忆，自己连非典时期都几乎没哭过，那时却经常痛哭。她蓬头垢面，对最亲近的人发火，像祥林嫂一样唠叨。“每天就是想‘我怎么活’。”她不是没想过自杀，安眠药都准备停当。

　　时任政治协理员的医院副院长韩慧娟气愤地“骂”过她：“你可以去死！你想过你的家人吗？想过你两岁的女儿吗？”怕她想不开，韩慧娟保持电话全天候开机。

　　2006年，赵红艳决定恢复工作。她不愿意成为“废人”，不甘心“天天晒太阳”，也不想让自己的不良情绪继续传染家人。虽然有朋友劝她，即使不再工作，也会被“养起来”。

　　“身体残疾了，人生不能残缺。”她说。

　　起初她拄着双拐出现在诊室，而这也经过了不为人知的思想斗争。她害怕别人看到身体的残缺。久坐后需要起立，她还要在病人面前假装“自言自语”腿坐麻了，才好意思扶着桌子摇晃着站起来。

　　在上班路上她摔过多次。一条原以为完全可以迈过的小沟，让她花了20多分钟、“满脸是泪”地爬上来。

　　由于双臂疼痛难忍，她最后丢掉拐杖，坐上了轮椅。她悄悄花钱请科里的护工帮忙推轮椅，怀着一种“精神胜利法”：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她，“反正人们以为我是病人”。

　　袁飞说，多年来自己脑海里留有一幅画面：雨天，赵红艳早早倚在楼洞里，等待护工来接，那么无助，还那么坚决。

　　有一回赵红艳坐着轮椅刚出电梯，就听到身后人们议论“这是个残疾人”。她很受刺激，在同事面前嚎啕大哭：“我就残了吗？”

　　此事之后，袁飞发现，赵红艳有段时间常穿军装，也许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