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个人都无法否认，在自己的生命进程中或迟或早，都会出现一个重要的人物影响自己，甚至改变自己。这个人也许是父母，也许是老师，也许是朋友。对我来说，这个人就是为我所深深敬重的邓小平。我因工作关系有幸得以与他老人家相遇相处了11天，最大限度的再造了我自己。”这是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陈开枝在《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一书中的话。这也是这位负责小平南方之行接待工作并全程见证了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人物的真实感受。1992年的那11天，成为他一生铭刻的记忆。在回忆中，某日某时小平同志谈了什么话他都能如数家珍，对于当时历史背景的剖析更是洞若观火。

　　卸下广州市政协主席等职衔，现在陈开枝总喜欢称自己为“丐帮帮主”，因为他从领导岗位退出后，便投身到中国扶贫的事业中，成为实实在在的“帮主”。而这一切，他说，与他对那11天“南方之行”的感同身受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有件事，可能很快告诉你们，

　　也可能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1992年元旦凌晨5点，广东省委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过来的绝密电报，内容很简单：“中共广东省委，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你们做好接待、安全工作。”这不是一份简单的电报，而是一份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电报。

　　这份电报是当天上午九点多被译出来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看到后，本来内向而沉稳的他，竟然抑制不住兴奋地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我正在佛山市南海区沙头镇研究渔业生产，电话那头，他说：“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紧为他做好安排。”我明白了这句话的分量，和他一样，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我对当地基层干部说，“我有事，现在马上要走。”他们觉得很突兀，再三挽留，但我说，“有件事确实很着急，至于什么事，可能会很快告诉你们，也可能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赶回广州后，我到机要室看完电报，来到省委书记办公室，我被交代以下几个任务：一是要保密，其他领导不能通报；二是认真考虑选址，做出一个放心的接待方案。随后我将警卫处、接待处、秘书处等部门的同志找来，对他们说，“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电报上只说他是来休息的，但我认为老人绝对不可能只是休息，这会是他的一个大动作。”

　　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因为老人家以往都是将休息地选在上海，这次选在广东，我觉得他一定不是来休息的。当时我说，我们的接待，指导思想就是在保证小平同志健康安全基础上，让他多接触群众、多谈话。人们在看相关纪录片的时候，会看到我在珠海跟一家企业的总经理“窃窃私语”的镜头，其实我当时是在告诉她，你不要多说，要让老人把他的思想彻底说出来。记录好保存好，为国家负责，为人民负责。

　　话说回来，看到电报，我们为什么那么高兴？就是因为那几年我们承受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首办经济特区，但是每走一步都是有阻力的。而要扭转这一局面，众所周知，只老人家才有办法。我们盼望他快点出来说话，并且相信他一定会出来说话。果然，小平同志终于要来了。

　　“将笼子打开，让鸟儿飞出去”

　　小平同志当时不站出来行不行？首先来看看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后，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都想振兴中国，以摆脱积贫积弱的状况。清朝有林则徐虎门销烟、康梁变法，接着有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都没有取得成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经过28年卓绝的战斗，最终夺取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经过30多年的摸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于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高层53天的辩论，党的路线最终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路线一提出，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认识也产生分歧。一部分人没有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格局的影响，而小平同志当时的想法，是要“将笼子打开，让鸟儿飞出去。”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的思想与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相吻合。当时习仲勋看到广东很多人因生活困难，冒险偷渡到了香港、澳门，深感不改革不行，于是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希望中央给与广东特殊政策，把经济搞上去。

　　1984年1月有了小平同志的第一次南方之行。在广州、中山，他一直没表态，看了深圳后，又看了珠海，觉得变化挺大，特意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几个字。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看到小平同志光给珠海题了词，深圳的领导着急了。这时小平同志已回广州过春节了，深圳市委就派人追到广州向小平同志要题词，小平说，过完年不行吗？去的人就说，深圳市委说了，拿不到题词，他就不能回去过年。小平听了，就在广州给深圳补题了词，这次题词非常具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日期是小平同志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而不是题词的日期，显然这是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