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提高百姓的意识

　　安徽合肥市蜀山区区委书记李学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自己辖区内有一个上访户，一年中到北京上访９１次，区里实在没办法只能一再让步满足他缺乏依据的诉求。这个例子反映了民间“信访不信法”的普遍心态，老百姓相信“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在四川绵竹什地镇，为了挽回自己买到假种子的损失，７个村民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上访计划。

　　“我们打算分成三个小组，每组开着一辆车，带上两个人，拉着长出来的跟包装上说的不一样的笋，到省委、省政府和中央巡视组的驻地去寻个公道。”５１岁的罗开华说。

　　老罗的家在２００８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毁掉了，当时他“只剩下一个板凳”了。从那以后老罗辛勤耕耘，终于攒了一笔钱，和另外六个村民一起承包了全社１５０亩土地，今年买了三袋笋种子，希望能有个好收成。没想到长出来的笋是白色的，没有人愿意收。种子公司不肯赔，当地农业局也不管。

　　愤怒的村民们合计了一下，决定上访。他们的计划最终被什地镇党委书记罗印杰得知了。这位３２岁的成都理工大学双学士耐心地对他们进行劝导。

　　“村民不知道怎样取证，我们就找来了法律专家帮他们办理，他们经济上已经蒙受了损失，我们就帮他们申请先不交诉讼费。”他说。

　　马怀德援引有关统计数据称，目前中国年信访案件一直在７００万至８００万件，集体上访居高不下。

　　“提高百姓的法制意识是当前在基层推广依法治国的关键。”杨天宗说。

　　因此，向百姓普法成了重要的工作。各地在通过传统的宣传方式普法外，还另辟蹊径，比如四川德阳中江县富强村。

　　这个有１４００人的村子去年用了半年的时间让百姓自己制定村规，为此村民们开了五次大会。

　　村民邓元琴提出，为改善村里的环境和避免邻里的纠纷，应该把鸡圈养起来。“大家举手表决，９０％以上的人支持，所以这一条就通过。”这位３９岁的农妇颇为自豪。

　　她表示，以前农村里的矛盾多集中在土地占用、牲畜乱放方面。“自从规定今年开始实施，街坊们关系也好了。”她说。偶尔有人违反，大家不再通过争吵等方式解决问题，而是按照规定进行罚款，还会把违反规定者的名字写在村委会门口的黑板上。久而久之，违反规定的人就少了。

　　期望：法治之路漫漫修远

　　在提高民众法律意识的同时，改变执法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至关重要。只有用法治，才能最终做到把权力关进牢笼，防止滥用。

　　中国著名法学家江平认为，近些年来依法治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红头文件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现象依然存在；更有甚者，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破坏法治，以个人意志代替党纪国法。

　　不久前落马的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曾提出过“权力论”，其核心是权能生钱，钱能生权。据媒体报道，他曾问一个煤矿的班子成员：“如果公司把煤炭销售权放给你，再给你一点人事权，给你一点物资采购权，你能不能每年给公司多交一亿元的利润？”

　　而完善法律法规也是中国坚持法治之路的必然趋势。

　　有基层检察长反映，刑诉法有的条款不合理，在办案中很难做到，大家就想一些变通办法规避。一些法官认为，刑法罚则自由裁量权太大，“有的贪１０万元判了死刑，有的贪几百万元判了１５年，我们也难办”。

　　“现在法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如何监督其权力运用十分重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唐震说。

　　江苏省海门市法制办公室自２００２年起开展法律执行情况检查，目前已检查逾６０部法律法规，发现其中有６部因情况变化，在基层实际上已不执行或部分不执行，有１３部规定偏软、不合理、不明确，很难执行，有两部与上位法不衔接、有冲突，无法执行，还有一些法律法规中的用语不规范，容易产生歧义。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们对法律的崇尚、敬畏之心明显弱化，选择性守法、选择性执法在一些地方已成普遍现象，长此以往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一位司法界的资深人士说，现在有些怪话，说什么“有法没办法、没法有办法”、“明规则斗不过潜规则”、“政策治不了对策”，这些话不一定全对，但也提醒人们应该进一步提高立法和执法工作质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推进了司法体制改革，强调司法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以及强化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已经在上海、吉林等６个省市进行试点。

　　“从传统的非法治形态的统治形式最终走向法治的现代治理模式，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政治文明水准的跃升。”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法学教授丁伟说。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不断推进，法治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中国社会将进一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氛围，中国政治民主将进一步走向成熟。”他说。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体现中共把法治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让人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参与采写：朱青、刘翔霄、刘斐、许晓青、徐扬、吕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