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

　　狱中报告指出：……加上有叛徒协助，结果敌人是在暗处，我们是在明处，处处出事，后来程谦谋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川东地下党斗争时期，对敌人的轻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相对地下党组织的巨大的统治力量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盲目发动武装起义，利用《挺进报》对敌展开攻心工作，扩大发行。二是对特务机关在破坏地下党组织和逮捕革命志士方面的狡诈性认识不足。

　　《挺进报》的扩大发行，虽然引起国民党的高度重视，但就像保密局特务徐远举说的那样，破坏《挺进报》感觉无从下手，虽然情报多如牛毛，乱抓一些人栽赃陷害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徐远举最终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让特工曾纪纲在地下党的联络地点文成书店伪装成进步青年，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一连数日的进步假象，使书店店员地下党员陈柏林认为这是一个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所以，当他把曾纪纲推荐给自己的上级地下交通联络员任达哉时，任达哉又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擅自做主，对曾纪纲进行当面考察，结果遭到逮捕。

　　被捕后的陈柏林，恨悔自己受骗上当，在刑讯面前坚不吐实，殉难于11·27大屠杀。而他的上级任达哉，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不曾叛变，但当特务发现他曾经参加过军统社会情报通讯员的情节以后，以此相逼，导致他叛变，供出上级地下市委委员工运书记许建业。

　　许建业被捕后，突然想起家中枕头下面放有三份党内文件，床下箱子里又放有十几份工人入党申请书，他心急如焚，怕敌人抄家发现这些东西，当特务看守陈远德发现许建业在牢房中坐卧不安时，想敲他的“油水”，主动向他表示可以为他帮忙做事，许建业情急之中轻信陈远德，拿出身上仅有的3000法币，让他下班后去志诚公司找一位叫刘德惠的人，让刘把自己家中枕头下和箱子里的东西处理掉。结果，陈远德拿了钱没有替人消灾，却将情况上报，导致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许建业为自己轻信特务的行为三次在狱中碰壁自杀未遂。

　　第六条：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狱中报告指出：“经济、恋爱、私生活———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刘仲益、蒲华辅在经济问题、私生活上，腐化倾向特别严重，而恋爱问题，是每个叛徒都有问题的。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了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的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叛徒刘国定掌管地下党的一个药店，曾经假公济私，要把钱拿去投资，名曰：增加收入，实则去谋个人利益；冉益智总喜欢大谈自己的“性交艺术”，狱中同志分析：“在男女问题上，他又表现了一个畸形的观点，他手头的关系，男的大多数交了，女的保留。”

　　叛徒涂孝文叛变后关在狱中，报告记录他在狱中的情况：“写过自白书，表示愿当老百姓，后在杨家山‘优待’，不愿参加军统，但亦未正式拒绝，实际上是在等待，他说：‘日子越来越近了’，以后出去‘发展个人主义，狂嫖三年’。”

　　叛徒冉益智在私底下曾经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骨子里面耍两面派，这是冉益智做人做事的原则。口和心的分离，养成领导干部说假话、说套话，而且越是大话，越能够满足当领导的虚荣。

　　李文祥能够坚守刑罚的折磨，却过不了家庭关，为了保自己妻子出狱，坚持要参加特务工作，叛变后却遭到自己妻子的唾弃！

　　叛徒骆隽文是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一工作委员会书记，他认为“……革命快要胜利了，今后该多么称心如意啊！廿几岁就当地委（书记），三十几岁，不当省委（书记）吗……”功利色彩让他苟且偷生。

　　徐远举是红岩里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反面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战犯先在重庆关押，后在秦城监狱改造。在改造期间写过大量关于红岩的材料。其中，他在《血手染红岩》一文中对叛徒的记载有：……主要是叛徒经不住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有少数不堪特务的威吓利诱，有的叛变了，有的投降了。叛变的主要有刘国定、冉益智、骆安靖、李文祥、李忠良、涂孝文、陈为智等人。”

　　第七条：严格整党整风

　　“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要求我的一切，希望组织上注意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纯洁我们的队伍。”这是许晓轩烈士临刑时的口头遗言。

　　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带领党员乘船到下川东开展工作，在船上他要求党员有群众观念，不要与群众抢位子。结果，几个党员按他要求全部站在甲板上，他和自己妻子却打开行李睡下。

　　整风、整党———眼看着革命组织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被关押十年的许晓轩同志口述过他对组织上唯一的意见，他被捕前已发现“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现象，却难以着手整风，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腐化甚至破坏了整个组织，真是太沉痛、太难过了。这种损失是对不起人民的！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地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

　　《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指出：“川东党组织内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出现一些叛徒呢？除了这些家伙生活上优裕腐化，没有经过斗争锻炼，品质不纯等条件足以解释外，川东党的干部，因占据高位，形成党内贵族，一旦遇着事变，就彻底投降敌人，出卖组织……”

　　“形成党内贵族”，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分析与总结！

　　第八条：严惩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的最后一条是惩办那些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叛徒们。

　　叛徒刘国定，四川新都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担任过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1948年4月被捕后在狱中被叛徒冉益智指认后即叛变，被授予中校参谋、侦防处专员。为特务机关编写《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中共在川活动概况》，作为特务破坏地下党组织的教材。重庆解放后，自知罪孽深重，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投案。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死刑。

　　叛徒冉益智，四川酉阳人，1937年在重庆入党。担任万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后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1948年4月被捕，为乞求活命，与刘国定竞相出卖组织和地下党干部。被授予中校秘书、侦防处专员职位，并在特务头目徐远举所办的“特务训练班”为特务机关编写了《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一书，并在特务训练班中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重庆解放后，被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发现（时李修凯已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将他扭送到公安机关。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

　　叛徒涂孝文，又名涂万鹏，化名杜谦益。抗战初期入党，历任中共四川江安县委、泸州中心县委书记。在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由延安派回四川。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任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公开身份为辅成法学院学生。1948年6月11日，因冉益智出卖被捕，叛变后供出地下党员江竹筠、李青林等20余名共产党员，1949年10月28日，涂孝文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国民党公开枪决。

　　叛徒骆安靖，中共成都市工委委员、上川东地委委员。1948年7月在四川广安被捕后叛变，同年10月，被任命为西南特区少校专员。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

　　叛徒李文祥，叛变前是重庆市工委下属的城区区委书记。1948年4月17日，被刘国定出卖被捕入狱。经受不住感情因素的诱降，当特务以“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相威胁时，他在坐牢8个月后，向特务机关“坦白自首”，出卖了何柏梁等10多人，并参加特务工作，被军统授予上尉军衔。1951年2月被公安机关判处死刑。

　　叛徒李忠良，因参加1948年初梁山、达县大竹起义，被刘国定出卖被捕。出卖大批游击队员，被授予上尉军衔。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死刑。

　　叛徒任达哉，1948年4月被捕，出卖同志交代出组织。1949年11月27日，被国民党枪决于渣滓洞看守所。

　　（本文作者曾任重庆红岩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馆长。现为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