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王向财讲述自己的近况，他曾参加过艾滋拆迁队。

　　“熟人介绍熟人”

　　王向财是驻马店汝南县一位艾滋病患者。

　　昨晚，王向财告诉新京报记者，因为地理位置接近，他和多名艾滋病患者此前在政府为艾滋患者举办的医疗培训中互相结识。

　　王向财称，他通过此渠道认识的“病人”不下300人。

　　所谓“互助”，就是艾滋患者熟人间相互介绍一些如收账、站队助阵的“生意”。

　　王向财说，患者之间并没有谁专门出来牵头组织这些生意，都是有需要帮忙时就临时打电话找人。一般是“熟人介绍熟人”。

　　去年6月，平舆县的尹小枫（化名）因无法忍受病痛喝农药自杀。

　　尹小枫家徒四壁，6只兔子是他的“朋友”。他舍不得吃，也没人愿意从他手里买走，就一直养着。

　　村里“兄弟”们也知道尹家的状况，在有“生意”、缺“人手”时喜欢叫上他。尹小枫每次去赖账者家里后，就只是默默坐着，也不动手，因为他根本没有力气。

　　王向财说，艾滋病患者是见不到这些生意背后的“大金主”的。“金主”不直接出面，由“喽啰”找人，酬金也通过“喽啰”支付。

　　肖三（化名）是驻马店平舆县的一位艾滋病患者，已于2011年因车祸过世。

　　肖三2010年接受采访时说，他主要的生意就是收账，只参加过一次拆迁。

　　王向财除了2009年那次艾滋拆迁，去年年中，还参加过在正阳县的一次拆迁。他介绍，当时一天酬金400元，包吃。请了大约五六十个艾滋病患者，汝南的、驻马店的、平舆的、上蔡的各个县的都有；其中汝南县的有20多个人，坐了4辆面包车赶过去。

　　那次拆迁也是因为开发商和老百姓在拆迁补偿上没有达成一致，开发商想强行施工。

　　肖三一年会碰到三四次收账的生意，他就电话叫几个病友走一趟，他们不需要动手，到场就行。一般小账去五六个“病人”，大一点的十来个。本地不够的话，外县的“病人”多，“你要多少，就能拉来多少。”

　　肖三说：“法院解决不了的话，讨债公司就让我们去。对方报案的多呢，说我们欺负他们。”

　　王向财表示，不仅本地，北京、上海、广州，他们也去。

　　一次特殊的拆迁

　　肖三、王向财等人向新京报记者详细介绍了他们在2009年参与的一次拆迁事件。

　　2009年11月18日早6点，老幺来电说，“生意”来了，某县有老百姓不让施工，施工方打算用十万搞定这事，让肖三多找点“带病的”去帮忙。老幺保证“只是去帮人‘协调’，不打架、不伤人，也不算犯法”。老幺也是金主的“喽啰”之一。

　　双方谈好了价格，找一个“病人”一天100元、一包烟，管吃。

　　肖三打电话通知了附近两个村的18名艾滋病人，他们分乘两辆面包车赶往邻县县城，其中有尹小枫。

　　当天上午9点，艾滋病人们抵达工地南边的拆迁现场。下车后，肖三给同伴们作了动员：“人家找我们的，必须出点力”。

　　一些“病人”喊着“我是带病的啊”，并举着双手，向阻路村民们出示艾滋病治疗卡。

　　这种治疗卡，用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取药、治疗，并在需要救助时表明身份。

　　村民们后来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听说艾滋病，“当时就懵了”，不敢再反抗。

　　现场本来有村民们组成的人墙，数名“病人”向人墙作势走去，人墙立刻散了。“他们一来拉我，我就害怕，赶紧跑。”一位堵路村民回忆。

　　专家介绍，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行为传播。人们日常的活动则不会进行传播，比如浅吻、握手、拥抱、共餐、共用办公用品、打喷嚏、蚊虫的叮咬等。

　　拆迁现场不止一批艾滋病患者。工地北边，有来自汝南县东皇庙乡的十二三个“病人”和七里店乡的五六个“病人”。他们也是被人用100元/天的价格雇来助阵的。

　　王向财和其中的几个人认识，于是加入其中凑个份子钱。

　　事后，老幺告诉肖三说，还有艾滋病人想来，但晚了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