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媒体发出长篇调查性报道，起底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资本巨鳄：人称“权力猎手”和“加勒比海盗”的郭文贵，一个在舆论场里本让人感觉陌生的人。此前，他的信息在网上寥寥无几。据媒体报道，他发于畎亩，出身山东农村，少年家境平平，初中毕业后混迹社会。早先逐鹿中原商海，继而鏖战京华地产。无论是犬牙交错的政商密网，还是利益交织的地产圈子，抑或危机四伏的资本市场，他未尝败绩，终成为老家人口中的“大富豪”。他的新闻成了一个持续发酵的舆论头条。

　　想必看过相关报道的人都会为一个个细节触目惊心。因为，在报道里，郭文贵的圈钱线路图和关系网，一目了然。当然，这些报道其实也说明郭文贵的问题存在已久。问题的关节点也就在这里：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按道理，郭文贵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欺压别人的权益，扰乱商界秩序，一定会有人反抗。可为何这些反抗者的声音被淹没了？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起到该有的效果？

　　显然，能解释这一结果的只有两种情况：其一，正如郭文贵实际控制的盘古大观在其官微上的声明，媒体报道失实，侵犯了郭的名誉权。其二，媒体报道属实，只是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媒体在对其进行监督报道的过程中遭遇阻力。据目前各种信息来看，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昨日《新京报》就透露，早在郭文贵的摩根大厦（即现在的盘古大厦）出现土地纠纷案时，《新京报》就有关注。后来该报又对其顶楼违章建筑四合院进行过舆论监督，却遭到非主管部门的不正常干预。有关方面甚至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派人持公函前来威胁。

　　姑且不论而今“权商勾结”这种现象到底有多严重，但透过郭文贵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围绕官商勾结现象，媒体事前监督的缺失和事后报道的集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现象和某些高官被查后的报道一样。比如，据媒体报道，和郭文贵存在密切关系的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在落马后被查出6名情妇2个私生子。可问题是，此人干了那么多坏事，严重违纪，在落马前，公众为何难见到他的负面消息？

　　也许，正因为有某种任性权力的庇护，“郭文贵”和他所控的公司才成了媒体碰不得的敏感词。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信息一经释放和传播，才会引发令人眩晕的效应。试想，如果舆论监督能够更正常履职，人们在看完相关新闻后，第一感官还会出现触目惊心的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