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捞上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

　　知情人的口述

　　据悉：当天中午12时45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8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两名记者和1名越南工作人员乘坐航空公司的专车抵达机场。按照事先跟印航商定的，代表团可以免除检查，直接登机。于是汽车直接开到飞机跟前。

　　这时印航经理已经站在飞机旁边，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潘德声上前询问：“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吗？”印航经理答道：“OK!”潘德声又问：“引擎也检查过了吗？”印航经理答：“检查过了。”两人随后登上飞机做进一步的检查，之后开始办理登机手续。

　　紧接着，代表团登机。随机还托运了三十几个箱子，里面是亚非会议期间准备对外送礼用的景泰蓝等工艺品，以及宣传用的书刊资料等。一切进行得都挺顺利。

　　下午1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人们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不由得舒了口气，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悲剧即将发生。

　　飞机升空后平稳飞行，一切正常。起飞后，飞机和地面电台进行了例行通报。

　　下午6点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上空爆炸坠毁，除3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炸机事件发生后，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二人怕遭特务机关暗算，先是向港英当局投案寻求保护，后来又通过《大公报》的关系来到内地广州，向有关部门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4月11日上午5点多钟，由姓黄的特务把一定时炸弹（约茶杯大小，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驹乘进行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周驹骗其领班余培说，这包是西药，还表示以后对余陪有好处等云。得手后周驹把自己的咭纸（报到用的纸张）交给余培，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而当时特务分子黄、邓二人驾驶一汽车停于黄大仙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驹离开机场，故周驹由铁丝网爬出后即乘该车返太子酒店。途中，黄、邓对周驹大加赞励，说回台湾后向上级报告，并表示周驹可带其家人及在内地的弟弟周锡培等到美国，如其弟不能来港，可由特务机关派人在内地办好出境手续。至于60万港元待回台湾后才给等云。

　　临时决定让他们躲过劫难

　　当天，黄、邓二人带周驹离开太子酒店，先往ABC餐室饮茶，并给了周驹一些钱，要他往新新酒店居住。姓黄的特务于12日即先回台湾，留邓、甘两人在港与周驹联系善后工作（负责周驹离港等事）。但过后不久，邓、甘二人见情势恶化，而飞机爆炸也没有使周恩来遇难，未能达到其阴谋目的，邓、甘两人就没有与周驹联系，这时周驹的父亲周瑞维曾四处找其踪迹，但邓、甘已偷偷返回台湾，把周驹抛离不理。

　　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是亚非会议记者团记者，在日后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在记者团出发前，他和译电员刘茂俭于1955年4月1日提前抵达香港，采购一些摄影器材和记者团所需物品，然后准备与记者团会合乘飞机去雅加达。

　　钱嗣杰对笔者说：“到了香港之后我和刘茂俭开始准备，因为过去我们没去过香港，所以在采购期间可以逛一逛香港，看看香港怎么回事。结果第二天一早，（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就通知我们两个人，说，你们的行程有些变化，外交部有两位信使要去万隆，随身携带了外交文件、礼品等很多重要东西，需要你们陪同保护前往；还说，你们要采购的东西都交给我，我来替你们办。当时，我们两位年轻人还不太情愿地在香港闷了一晚，第二天便乘荷兰的芝万宜邮轮起航了。”

　　事实上，正是这个临时决定，让钱嗣杰和刘茂俭躲过了一场劫难。钱嗣杰清楚地记得，坐了7天7夜的船先期于4月8日到达了雅加达，4月11日他们二人到了万隆住进旅馆，在旅馆里焦急地等待飞机到来，可左等右等都没有中国代表团的消息。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其中新华社记者3人）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

　　当天下午，钱嗣杰听到噩耗：“我和刘茂俭走的时候听说飞机今天就要到雅加达来了，我们就一直在等待战友的到来。我们左等右等没有人来，就写信给当时的新华社雅加达分社首席记者彭迪询问情况。不久，也就是在当天下午，饭店方面的人说是听说有个飞机爆炸了，后来我们也得到使馆的通知说确实出了事情了，当时我们听到以后当然就是非常震惊！非常愤怒！！这些人搞这种谋杀、破坏，的确太卑鄙了！当时我们就懵了，这样的牺牲太大了，飞机上的都是我们社里的主力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