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二战题材影片《开罗宣言》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上映，受到观众的关注和欢迎。本报记者日前就有关《开罗宣言》创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采访了该片的编剧和总导演、全国政协委员、军旅作家刘星。

刘星

　　文化周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您担任总导演的电影《开罗宣言》上映，请谈谈您创作该影片的所思所想。

　　刘星：100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受尽了战争之苦，抗日战争是100多年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次完全胜利，这是很值得纪念和庆祝的。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让这样的胜利永远成为一个民族的伟大记忆，让这样的胜利永远成为中华各族儿女努力前行的动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不可替代的。我认为，电影《开罗宣言》同其他优秀的抗战文艺作品一道，可能是唤起这种民族记忆的最好方式。

　　文化周刊：《开罗宣言》是根据二战史实进行创作的。请谈谈本次艺术创作的突破点在哪里，是如何把握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

　　刘星：我不喜欢“突破”这个词。因为任何一部新作品的出现，严格说，都是文化的继承。同一类题材也好，同一位作者也好，都是对其作品的延伸，是一种继承，一种发展。如果没有历史的进步，没有对全民族抗战的研究和解读，没有中国电影事业的飞跃发展和电影科学技术崛起，想制作完这样一部作品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更愿意说“继承”“发展”而非“突破”。

　　文化周刊：《开罗宣言》是一部具有国际视野的电影作品，在这部影片中，您是如何解读东方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殊地位的？

　　刘星：有人说，男人喜欢历史，是因为历史是男人的（不是男权主义）。我喜欢历史，同时，我是军旅作家，更喜欢历史题材的创作。从1995年9月推出话剧《最危险的时候》之后，我在一个时期里把创作重点放在抗日题材的作品上，这其中包括电视剧《东方战场》及国家大型晚会《为了正义与和平》等。在这些作品中我突出一个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就是东方战场，这个战场同欧洲战场一样，都是这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我一直主张这个观点，在大型电视剧《东方战场》取名时，有很多人不同意叫主战场这个名字，甚至包括有的学者，但我一直坚持。我记得当时中央电视台的杨伟光同志支持了我的观点。我不敢说东方战场是我第一个叫的，但是我是一直理直气壮坚持这样叫的。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抗争，这场战争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发生在东方，结束也在东方，东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由于主战场的不懈坚持、坚守、坚强与胜利，才有了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正如美国第32届总统罗斯福所言：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要有多少个师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可以一直冲向欧洲、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在二战中，中国伤亡了3500万人，也正是这种贡献与伤亡，让有良知的西方的历史学者写下了像《中国———二战被遗忘的盟友》这样的文章。

　　文化周刊：您一直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立言”。

　　刘星：我还一直坚持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在中国。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晚会《为了正义与和平》的创作中，我是文学组长、总撰稿。晚会开始的第一个字幕：“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苏联检察官说，假如能找到一个日子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端的话，那1931年9月18日是最有根据的。”直到在最后一次晚会审查时，我一再坚持以事实为依据，赢得了最终的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端在中国。

电影《开罗宣言》剧照

　　文化周刊：创作电影《开罗宣言》，您依然是这个观点，对吗？

　　刘星：是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中国的贡献与牺牲，得到盟国的理解，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理解，我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开罗会议的参加国、联合国大会的发起国。这是我们这部电影一定要折射的主题，也正是因有中国参加，拥有话语权，战后我们才收回东北，台湾，澎湖诸岛。但是，这些历史，不是每一个外国人都认同，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电影是大众的，可以走向世界，用电影表现出来，也许会传播得更大、更广、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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