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ge5

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一场凌迟。

首先是不准再做监督类报道，且压缩记者出差的比例。部分记者被安排在办公室做编辑，转载其他网站的新闻。9月23日，“九派新闻”APP正式上线，而公司内部，早已人心涣散。

10月，所有记者出差冻结。

平台上更新的报道，大部分是转载的新闻，偶尔几篇原创，也是10月前采来的报道，或是记者闭门造车，写出的综合稿。

如果不需要原创内容，我们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工作变得越来越糟。我们喝酒，红的，白的。喝完就倒在床上，笑，或者哭。

静说失业了她就回家种地，家里还好多玉米地。她25岁，来自山西，之前在一家报社工作。说完，她把头埋在深蓝色的被窝里，腿悬在床沿上，哭起来，哭得身体一抖一抖的。

她抱怨那个招她来的同事，明明这就是个火坑嘛。那个同事就坐在她旁边，把头埋在双臂间，默然无语。

我们还一起看电影，吃饭，打牌，出游。我们像是一群开心的倒霉蛋。可是年底了，去哪找工作好呢？始终有个痛点在。这是个悲剧，更是个笑话。

10月19日，公司制定出一份简易表格，让同事填“是”或“否”。九派新闻将从长报集团独立出去，搬去光谷的一个什么鬼地方，愿意跟九派的人填“是”，否则填“否”。

至于填“是”，未来待遇、做什么，以及填否意味着什么等问题，新任的领导并没有跟员工说明的意愿。

有同事起草了份“申请书”，请求公司领导能将公司产品及以后的工作性质加以明说，然后让大家签名。

还有同事请求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因为自公司变革以来，没有召开过一次大会，没有一个人见过总经理。

这些要求被不了了之。所有的人都觉得被坑了，却又找不到说理的地方。

武汉，一如他既往的那样自负，以为能掌控BBC的叙事方式就可以愚弄世界（Fooled theWorld）;湖北，一如他既往的那样野蛮，以为夺取录音笔就能Hold住全场。

套用一句媒体同行的话说：

我们知道了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自己是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别人都已通过大桥安全过河，他们还在假装摸着石头过河。

stage6

武汉的天气已然进入深秋，冬天就在眼前了。所幸我已不是原来的我，这个我，已变得更为强大、独立、洒脱。

我不想再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并没有好的去处，但即使没有去处，我也不愿呆在这个地方。

11月12日，我背上行囊，坐上了离开武汉的高铁。我以为自己的心情应该是失落的、羞耻的、狼狈的。但其实我是轻松的、释然的。我再次结束了一段生活。

我甚至拒绝了领导给我介绍的工作。我不会再冒然地去选择一份工作。

在我心里，工作不是你能给多少工资或我能做多少事，不是你背后说我变态我背后说你无能。工作应是一种价值上的彼此认可。喜欢做的事，工资再低我也愿意，不喜欢的事，工资再高也无济于事。

我更加珍视我的自由与感受。

很感谢家人没有责怪我，也感谢朋友没有嘲笑我。让我即使站在人生的最低处，仍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去武汉是对的还是错的？时间终是给出了答案，我从来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经历一些磕碰，生命才会更加厚重。

关于未来，希望，仿佛又回到我的手中。我想先和朋友一起做个自媒体（酝酿中），去呈现我们想呈现的人或事——虽然生活诸多磨难，但生命仍需背负小小的使命感。

期盼喜欢我的人能继续喜欢我，不喜欢我的人能慢慢尝试接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