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以为“厅官城管握手言和皆大欢喜”之后的第四天，退休厅官毕国昌自爆“被三亚城管欺负得只剩裤衩”一事再现波澜。12日，一则名为《最新视频铁证！扒开毕厅长的丑陋嘴脸！》的文章在网上传开，这篇文章用多段监控视频证实，毕国昌当天在自行车与衣物被城管扣走后，并非如其自述的“虚弱地走到市政府”，而是打车前往市政府，并在过程中回过一趟家。（12月13日西安晚报）

即便出现所谓的新闻反转，整个事件也并不复杂。一个退休厅官，在三亚游泳时被城管没收了自行车和衣服，为了讨一个说话，老人以策划新闻的方式进行了维权——坚持只穿内裤徒步街头4小时，并且将所受遭遇放在网上表达诉求。没想到的是，老人的做法在引起了关注和重视的同时，也引来了争议和质疑——人们觉得这是厅官大人对小城管的施压；觉得这名厅官的维权行为是一种作秀。而这种作秀，间接损坏了城管的群体形象和人们对三亚的整体印象。

老人的做法可能与其之前的职业有关。在退休之前，老人的身份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站长。对于一名曾经的记者来说，借助媒体和舆论进行维权，显然是一种熟稔的路径依赖。同时，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没有这番策划，老人是否可以顺利地讨回公道还真不好说。所以，遇见事情时，一个曾经做过记者的老人首先想到舆论维权也有情可原。这是一种惯性思维，也是一种生活经验。毕竟，这种策划新闻的效果是明显的，在新闻报道之后，老人迅速获得了城管方面的诚恳道歉。

当然，新闻也存在所谓的反转。前有小城管给厅官大人的一封信，后有视频显示厅官在作假。如果说，前一封信因为城管在公众脑海中的“刻板成见”，并未完全翻盘的话；那么后面曝光的厅官弄虚作假的细节，已经影响到人们对事情的判断。因为，人们忽然发现了两个让自己无法接受的事实：一是，厅官并不像描述的那样可怜，可怜的情形源自一种策划；二是，自己的善良和判断被误导了，刚刚才作出义愤填膺的表达，随后就被打了脸。这不是拿群众的感情不当回事嘛。于是，简单的事情开始变得复杂，事情的焦点也在发生转移。

如果，这位厅官没有退休，是作为一个记者在报道该事件，那么这样的策划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为这是一种假新闻，是对新闻报道权的滥用。但是，新闻中的厅官已经退休了，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借助原来的媒体，只是凭借着新闻人的狡黠做了一个吸引眼球的策划。而且，这个策划也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他的衣服的确是被收走了，的确有一个无法讨回的过程；这个策划只是给整个事情添油加醋、添加辅料，让其成为一个公共事件而已。对于这样的行为该如何判断呢？宽容一点看，在法律框架内的策划和作秀其实是一种选择和自由。因为，所谓的策划和作秀本身就是一种表达。

在讨论完策划新闻是否可以之后，更重要的议题其实是，我们为何丧失了好好说话的能力。当退休厅官遇见问题时，想到的不是好好说话，而是以夸张的行为艺术的方式进行策划；当城管感觉自己受了委屈之后，也不会好好说话，而是以标签化的做法，放大人们对厅官以及权力的敏感，以为这样就可以讨回公道。甚至，如果厅官和城管在一开始发生纠纷时就能够好好说话，事情根本就不会拖延下来，发酵成为一个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的舆论热点。

问题是，人们好像不会好好说话了。即便当事情的真相已经基本清楚，围观的人们还是会陷入选择性关注和自说自话的舆论站队中。这显然不只是表达的问题，制度依赖的缺失，社会舆情的焦躁，都会让人觉得好好说话不会有好结果。在缺少制度敬畏的时候，在心情焦虑的时候，人们想到的不是制度救济，这个本来应该最稳定、最有效的救济反而被看成是鸡肋，人们更相信更依赖的是媒体救济——只要“媒青天”出场，问题就会得到快速而有效地解决。这种观点和思维不仅仅在普通人心中存在，连退休的厅官也深信不疑。（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