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表现能让贪官从轻处罚？

　　对于刑（九）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此前曾表示，修改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再单纯以具体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而是将犯罪的情节和数额综合作为定罪量刑标准。

　　犯罪情节被认为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自首、立功、揭发以及认罪悔罪态度、退赃表现等，而在此之前，落马官员在审查及庭审中的表现也同样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

　　江苏某地的一位检察官向“政事儿”表示，涉案数额是基础性的标准，如果有自首、立功等情节都会考虑从轻处罚。

　　“政事儿”注意到，法院对多位获刑省部级官员的判决意见中都有如下表述：法院审理认为，其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赃款赃物全部追缴，认罪悔罪，可从轻处罚。

　　从轻处罚案例中，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比较典型。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到１３日，周永康“门徒”李春城、王永春、郭永祥和蒋洁敏被集中宣判，受贿金额近４０００万的李春城在四人中获刑最短，其因受贿罪获刑１２年，因滥用职权罪最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１３年。

　　李春城

　　法院判决显示，李春城在受贿犯罪及滥用职权犯罪方面均有重大立功情节，依法予以从轻和减轻处罚。

　　“看不见”的影响也是量刑考虑因素

　　“政事儿”梳理发现，受贿金额、情节相近的省部级官员在量刑上也存在差异。

　　与多位官员受贿千万获刑１２年的情况不同，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受贿１１３２余万元被判有期徒刑１５年。法院审理认为，季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赃款赃物全部退款认罪悔罪，可从轻处罚。

　　上述刑庭法官告诉“政事儿”，每个案件都不一样，即使是坦白，有的可能坦白一小部分事实，有的可能坦白内容较多；基于金额和犯罪情节，合议庭在具体量刑中也有一定的裁量权，因此出现差别是允许的。

　　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副教授雷小政认为，除了受贿金额和犯罪情节外，还要考虑其行为对被侵害客体、公共利益等的影响，公开报道中这些影响有时很难通过具体数额和情节表现出来。

　　另有多位专家也表示，除了涉案金额和情节，犯罪过程中“看不见”的影响会在量刑中发挥作用。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因滥用职权和受贿２８３万余元，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１７年。检察机关的指控显示，陈柏槐在任职期间，“违反规定，徇私舞弊，授意、批准将农业厅下属单位的国有划拨地非法转让用于经营性开发，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６．１亿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