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消除延迟退休带给公众的公平性焦虑，首先必须在政策的设计上，不要过度强调眼前的利益需要，特别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需要。用延迟退休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只能是“副产品”，而不能成为主产品。也就是说，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问题，主要应当依靠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财政支持、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效率提升、国有资本收益划转、国企改革增值收益补充等，而不能依赖延迟退休。否则，是会使这项制度的正面作用大打折扣，负面影响被无限扩大的。

其二，要拉长现行政策的短板，使短板不对延迟退休政策带来更大的影响。如特殊工种、高劳动强度工作、低收入人群等，原本就是现行制度和政策的弱势群体，是处于不公平待遇下的群体。实行延迟退休制度后，如果在他们的收入待遇不能增加的情况下也延迟退休，其短板效应会更强烈，并最终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不仅不能使短板更短，而应当通过一定的制度保障，把短板拉长。

再者，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在公务员队伍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要知道，延迟退休最受益的群体是公务员，尤其是那些能力不强、专长不多、工作责任性不强的公务员，在延迟退休制度下更加得益。如此，如果不对公务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把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提上去，延迟退休等于保护了公务员队伍中的落后者，使延迟退休制度的公平性更差，可能引发的公平性焦虑更强。

最后，非仅有制企业如何执行延迟退休制度，也是一个公平性问题。因为，按照已经传递出来的信息，延迟退休制度只会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实行，而其他所有制企业则没有延迟退休的概念。那么，就有可能使制度从落地之日起就处于不公平状态。而造成不公平的原因，就是其他所有制企业没有建立严格的退休制度，也没有规范的休假制度。自然，制度的公平性就存在问题，公平性焦虑就不可避免。

总之，延迟退休制度已经箭在弦上，不可不发。但是，如何减少制度实施以后的负面作用与影响，特别是不要带给公众太多公平性焦虑，是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减少延迟退休制度对社会稳定影响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