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编辑

“从《妇女园地》过渡到《妇女生活》衔接得这么好，甚至还利用了最后几期的园地为将要诞生的《妇女生活》大登广告，不仅没有造成读者中断与我们的联系，而且赢得了更多更广泛的支持和同情，这一切，要归功于君慧。”沈兹九说。

《妇女生活》杂志先是月刊，以后改为半月刊，32开本，每期150页，内容广泛，有国内外大事评述，绝大多数是反映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和要求的文章，也有文艺作品和漫画、插图，矛头都是对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在创刊号上，沈兹九这样写出了这份刊物的宗旨：“她将做你的知友，给你许多智慧，使你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社会，认识一切丑恶；她将做你的先导，给你许多指南，使你怎样脱去重压，怎样做社会人，怎样携手走向光明大道上。”在那黑暗丑恶的世界，这声音如涓涓的清泉，直流入挣扎着起来反抗重压的妇女的心田，人们抢着订购、阅读《妇女生活》杂志。

这样一份刊物，在今天看来也不算小了，而沈兹九说，当时只有一个半编辑。“‘一个’先是子冈，就是以后成为名记者的彭子冈同志，她曾在松江女中做过我的学生。子冈走后，就由季洪接替。那‘半个’就是我。当时的条件很困难，所谓的编辑部就设在我家里。我白天要出去参加各种座谈会，组稿，周旋联系，编稿只能在晚上，所以只能称半个编辑。我的弟弟沈西苓，是进步电影导演，和我住在一起，晚上回来都是他伴陪着我的，而我也通过他了解到许多文艺界的情况，作为写作的素材，支持我们的人很多，如1936年3月8日那一期，就是夏衍同志帮我们画的版面，并开辟了“生存线”这个栏目。他常对我们说：‘一个杂志带出一个运动，一个杂志带出一批人才，一个杂志带出一批作品。’我们就是这样去做的。”

《妇女生活》的稿源很充沛。首先，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经常为其撰稿，内容都十分好，如创刊号是杜君慧写的《现代的结婚与离婚》。罗琼的稿子很多，如《恐慌深入期中的中国产业妇女》《中学生的课外阅读问题》等文，都是向妇女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好作品。还有茅盾写的《一个妇女的半天》，深刻揭露了妇女地位低下、广大妇女备受压迫的状况。夏衍也常写文章，如西安事变发生后，《妇女生活》要表示态度，就与夏衍商量，第二天他的文章就出来了。其次，经常由刊物出面召开各种专题座谈会，如娜拉座谈会、女工问题座谈会等，将记录加以整理，就在刊物上发表，生动又真实，影响很大。

再次是读者来稿，大多是揭露反动当局迫害妇女的行径，激起了广大妇女对旧制度的仇恨。《妇女生活》的编辑组织形式实际上是读书会，读书会先由杜君慧同志领导，1936年6月，杜君慧同志离开上海后，改由钱俊瑞同志领导。参加的都是进步妇女，大家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如张仲实、沈志远的著作，请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分析研究形势，交换编辑工作中的意见，用以推进工作。

沈兹九说，“在当时的环境里，《妇女生活》能坚持出版下去实非易事，要同各种阻力作斗争。首先，国民党对各种报刊的文章都要进行检查，于是要打通国民党管文化的特务，以免抽掉整篇文章；其次，要与流氓恶势力周旋，主要是反动帮会，要随机应付他们的捣乱；第三，要与当时出版的各种反动刊物作斗争，其一便是国民党办的《妇女争鸣》，要常写文章驳斥他们的反动观点。所以，在那个社会里要有一份为妇女说话的刊物，对我们这些文绉绉的妇女来说，真是一场磨炼。”

投身妇女救亡运动

杜君慧常对沈兹九说：“所谓妇女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怎样把妇女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束缚下解放出来的问题。”她生活俭朴，工作认真，作风严谨。沈兹九十分尊重她的意见，从她的身上获得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素养。

沈兹九说，“我们领会当时党的意图并不是仅仅要我们办个刊物，而是要通过这本刊物去做各种类型的妇女的工作，把广大妇女发动起来，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我们就积极向着这个目标去开展工作。”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杜君慧得到了宣言的油印稿后，立即交给沈兹九，“明天一早我就为你写好《妇女生活》的社论。”文章登出后，对推动广大妇女起来抗日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杜君慧邀集进步妇女根据宣言的精神积极开展组织工作，各种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如女工夜校、教师联合会、蜜蜂社（大多是家庭妇女参加，吴羹梅的夫人高静宜任社长）、店员组织、歌咏队等，为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35年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在原有小型妇女组织的基础上成立，理事会的负责人是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史良，杜君慧任组织部主任、中共党团书记，沈兹九和罗琼负责宣传工作。从此《妇女生活》就成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刊物。

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是上海最早出现的一个救国会，成立大会有1000余名妇女参加，何香凝曾在大会上疾呼：“今天的集会，不能再说是救国，可以说是救亡！”把大家心底的热情激发得更盛，并在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妇女生活》就载有这次游行活动的速写：

下午5点钟，即将散会，有人临时动议：现在全场有千余妇女，可整队出去作唤起民众的游行示威！立刻得到了一致的响应，热烈的欢呼声充满了整个会场，一千余条有力的手臂在头颅上舞动了。几分钟内决定了路线……

沿路散发宣言并喊口号：反对华北伪组织！打倒卖国汉奸！反对秘密外交！保障爱国运动！全国妇女一致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河南路的桥上已有不少警察包探，在那里“防卫”着我们。沿着苏州河往东走，每一个路口桥头都有一排“黑色的狗”在把守着了。“打倒帝国主义！”每一个人发出了最大的吼声！前面是邮政局了，四川路桥上，帝国主义者们已安排了大批的探捕在准备向我们进攻，一万多群众潮水似的从四面涌上来。队伍最前面与警察接触了！木棍子打在身上头上……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妇女生活》编辑部迁到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到重庆，继续出版。沈兹九一直随《妇女生活》辗转到武汉、重庆。1940年，她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主编的工作就交给了胡耐秋。1941年国民党公开反共，《妇女生活》被查封。

（作者黄景钧系民盟中央《中央盟讯》主编，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