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记者走进绿树成荫、春花烂漫的武汉大学。“樱花这几天都谢了，只有几株晚樱还开着！欢迎你来呀！”92岁的梁西先生，十分平易近人地和记者聊起来。

梁西

梁先生诙谐地说：“我做了一辈子‘教书匠’，就专心种我那‘一亩三分地’，精耕细作，终身不怠，但我无怨无悔。”

1983年，梁先生从北京大学重返母校武汉大学任教，培养了包括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内的大批国际法专门人才，并出版了《国际组织法》等重要专著。他的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与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的作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读私塾到聆听校长讲解《不平等条约十讲》

梁西生于湖南安化县大桥乡董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5岁时入私塾读书，3年后因家境清寒而辍学，和旧社会很多小孩一样，成了个“放牛娃”。但9岁那年，因为父亲不识字，把一张卖牛契约误认为是抵押契约，在上面按了手印。一头黄牛，就硬生生被人牵走了。此事对他的刺激很大很大，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继续上学！”后来，父母亲也终于勉强答应，咬紧牙关供儿子读小学。

在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声中，梁西走进了他的中学时代。一寸山河一寸血，哪里还安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但他仍坚持继续发奋苦读。同时他还十分欣赏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高中二年级时就创作发表了《两地蔷薇》《樊城风雨》《文明与野蛮》等多篇抗日题材的短篇小说和小品文。

1946年，他以一篇热血沸腾的作文《多难兴邦》和各科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并选择法律作为自己毕生的专业。

聊到此时，梁先生抬起头来，看着法学院会客室墙壁上周鲠生校长生前书写的刚劲的“铁肩担道义 辣手著文章”的名言，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大二那年，曾任“中国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顾问的周鲠生校长，为法学院开设了国际法课程，详细讲解了历次不平等条约对我国的束缚、压力、影响和危害。他深情地说：“周老师其人其名都拥有非凡的感召力，讲课有学者的大家风度，平实而不假于辞色。周校长讲课时旁征博引和严谨的论证分析，令人着迷。尤其是关于对华不平等条约的讲述，使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在国际社会‘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地位，并勾起了我对日本法西斯在华暴行的痛苦记忆，进一步坚定了我学习国际法的念头。老校长博大的爱国情怀和他高尚的人格及无比非凡的魅力，让我仰慕不已，决定追随老师的脚步，走上了国际法的研究道路！”

武大毕业后，梁西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苏联法学，此后即长期主攻国际法，并从事国际法的教学。

从为美国人当“辩护律师”到编译联合国资料

1953年，梁西经组织分配并应马寅初校长之聘到北京大学教书，参与了法律系的恢复重建工作。1955年，他开始走上讲台。也是在那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卡麦隆(L.W.Cameron)驾驶美机侵入中国领空”一案，他接受委托，担任被告辩护律师。“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接受这个任务，我曾有很多顾虑。为入侵我国领空的美国人辩护，为什么？”但是，思来想去，最后他还是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他说：“担任辩护律师，不是为那个美国人辩护，而是为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尊严！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

“文革”中期，梁西被下放到鄱阳湖畔“北大五七分校”，又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放牛生活。他风趣地说：“幸运的是，没多久我就躲进了一个‘防空洞’。”

原来，为做好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周总理要外交部准备资料，外交部又将一部分任务转交给了北大法律系。梁先生与王铁崖、芮沐、赵理海、沈宗灵等7位组成了一个编译组。连续多年分工合作，翻译出版了《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手册》《尼克松：六次危机》《希思外交报告：旧世界和新前景》等6部书，并编译了大量有关国际关系的文件，对我国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的初期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获得了国内外和联合国秘书处的赞赏。借这个“防空洞”，他本人还专门就联合国编译了200多万字的相关资料和文献。“后来，凡是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相关的文稿，最终都由我统一再译校一次。他们几位都知道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他已敏锐地感受到，国际组织在未来世界中必将愈来愈重要，而中国在联合国也将起到日益突出的作用。厚积而薄发，“文革”一结束，他就构建出了研究国际组织法的基本体系，并在北大率先创设了我国有史以来的“国际组织法”这门崭新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