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间，舆论场上各种声音躁动，人们迷茫、选择，这种时候，保育钧的发声，更易振聋发聩。

前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5月31日凌晨1时病逝，享年74岁。保育钧的去世，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我采访过保育钧几次，每次话题都和民营企业的困境有关。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采访中，他越说越激动，声音很大，还呼呼地喘气，让我很担心他的身体。辞别后，我跟同事说，保老师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容易激动，对身体不好。为他担心的同时，我心里很佩服他的激情和纯真。

保育钧做过人民日报副总编、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官至副部级。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他的官做得挺大，但保育钧却始终保持着纯真，保持着讲真话的状态。不会有人怀疑他爱放“大炮”是为了博眼球，他是真诚地为民营经济鼓与呼。他的激动与义愤都是写在脸上的，这种纯真实属罕见。

在一家媒体的年会上，保育钧就曾对会议方说：你们为什么请这么多诺奖得主？他们对中国的问题又不了解，来了也是说一堆空话，你们还要给他们很多钱。这段话体现了保育钧的言论取向：为当下急迫的现实问题发声。

保育钧的经历很丰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到全国工商联任副主席之后，他对民营企业的作用、处境了解得越来越多，为民企发声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受民营企业家欢迎、尊敬的讲真话的人。

1998年，保育钧提出了把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写入宪法的提案，此后数年他一直为此努力。在他2002年出版的著作《呼唤理解》中，他所提到的诸如私人产权保护，打破体制性、行政性垄断等问题，即使放在今天看，也仍然困扰着民营企业。而在2012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保育钧对“吴英案”的评论，也足以看到他对民营企业问题的关心，他指出，“吴英案是银行机构不合理，监管不到位的结果，所以处理这个案子不能简单地判她死刑。”他始终认为民营企业家的法律地位是急迫的现实问题。

而有一件事，特别令我动容。2011年，保育钧曾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写道：“7月3日，在上海，参加民营企业一活动。午餐时，一民企老总对我说：我是中国人，真想为祖国效力，但这些年办什么事都难，处处感到不平等不公平，受歧视，内心很郁闷！在座的企业家，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人员都程度不等有同感！我久坐无语，深思而不得其解。哪位网友来帮忙破解？”

在保育钧看来，在社会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情况下，利益博弈是必然的，现在的问题是，民营经济说话的机会不多，而某些官员似乎也不愿意听到这些声音，即使他努力在其中牵线搭桥作用也很小。他曾说过：“现在好多官员都怕我，他们觉得这个家伙老是提一些让政府作难的事情，老是说一些政府不爱听的话。企业家和我呼应的倒是很多，但是这很难变成政府部门的政策和法规啊。”也许正是这种状况，让他更加感觉到忧虑，因而更易激动，更易在媒体与网络上讲真话、袒露自己的心声。

毫无疑问，保育钧的价值在于坚守市场的理念、产权的原则。他用很高的声音，讲质朴的道理。转型期间，舆论场上各种声音躁动，人们迷茫、选择，这种时候，保育钧的发声，更易振聋发聩。比如讲到打破行政垄断，利益集团会用各种理由来为行政垄断辩护。在经济学界，既有反行政垄断的理论，也有支持行政垄断的理论（如自然垄断理论），普通人怎么知道该相信谁？这就需要保育钧式的人物来为民营企业作“狮子吼”，直指人心，力劈谬误。可惜的是，保育钧式的洪钟大吕太少。如果中国有成千上万个保育钧，改革要快得多，民营企业的处境要好得多，中国的经济结构也要健康得多。

□邓新华（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