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报道，尽管身份问题仍未解决，但这不影响几大网约车平台之间竞争日趋激烈；而有些叫车平台却天生具有所谓的“合法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近20个城市上线了地方性叫车平台，其共同点是官方色彩浓厚——政府搭台，出租车企业唱戏；号称不用财政资金，可国资却成为主力军。

　　就市场反响来看，多数地方对这些行政主导叫车平台的投入都泥牛入海，难有回声；其中半数已处在停滞状态。含着“官方背景”金汤匙的地方性叫车平台，很多未起势就先衰，引人寻思。

　　有些城市推出地方性叫车平台，跟网约车安全事故频发有关系，也旨在对网约车与出租车的关系加以梳理调节，其初衷可以理解。但试图以携政策保护伞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加强外部监管的方式解决网约车安全问题，是下错了药方。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作为“守夜人”，职责是维护公平市场环境，划定可为不可为的红线。将市场竞争比作“比赛”，那作为规则制定者的政府就是裁判员，它不能冲上跑道去比赛，更不能抢跑，否则是对市场其他各方最大的不公平。

　　有的地方政府对网约车“直接插手”的动力，或许是网约车分流了出租车的市场后份子钱减少，造成了间接“割肉”效果。但份子钱跟其他不合时宜的税费一样，是时候清理了。在简政放权、减税降费、鼓励新经济发展的政策语境下，地方政府也好，国有企业也罢，应当尽快适应不与民争利的新常态。目前决策层持续推进的国企改革，以及之前国务院派出的九大督查组督查民间投资情况，都在努力使国有资本从那些无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市场行业中退出，给民资和民营企业更多的空间。在新经济领域更是如此。

　　仔细想来，地方性叫车平台遇挫，其实是行政干预市场的必然。很多地方性约车平台着眼于“本地化”，可其延伸空间很小，这也框住了其发展的想象空间。人们不可能去一个城市就下个当地叫车APP。

　　更重要的是，眼下那些纯市场化的网约车平台早就通过砸钱等方式，瓜分了市场份额，攒下了大量用户基数，也培养起用户叫车习惯和品牌依赖度。地方政府或国资再另起灶炉搞网约车平台，或许就如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说的，属于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很有可能会成为“出租车第二”。有些地方政府和国资并不具备互联网基因，在应对新经济发展时缺乏相应的运营经验，一些传统国企转型而来的地方性叫车平台，很难跳出出租车运营的思维框架，也不容易像纯市场化网约车平台那样专注用户体验，强行烧钱投入，只可能导致国资面临流失风险。

　　在市场完全能自我调节的情况下，不宜由行政主导之手直接介入市场竞争已白热化的领域。对地方政府而言，也理应戒掉与民争利的冲动，尊重市场规律，自身退回到监管者的本职责任范畴内，为市场竞争提供更公平合理的基础秩序，避免成为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者。

　　本质上，地方性叫车平台的遇挫，就是市场给出的回应。这也不啻为现实警示：只有管住左右规则的行政参与市场的手，民间资本才有机会；只有让行政回归裁判员角色，新经济才拥有可持续的发展空间。